甲骨文的发现、整理和研究
一般所说的甲骨文，主要指的是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龟甲和兽骨（牛骨）上所刻的文字，又称“卜辞”“殷契”“甲骨刻辞”“龟版文”“龟甲文字”“龟甲兽骨文字”等。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字学研究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甲骨文最早是1899年由王懿荣在北京发现的。王懿荣从古董商人那儿最早见到甲骨，认定是重要的古物，于是花大价钱购买，先后搜集甲骨1500余片。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当时担任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御敌不胜，投井殉难。王懿荣死后，他搜集的甲骨大部分被刘鹗收藏。刘鹗收藏的甲骨共有五千多片，1903年，他选录了1058片拓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这是第一次正式公布的甲骨文资料。1904年，著名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材料，撰写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契文举例》。这两部书问世后，甲骨文的收集很快形成一个高潮，也刺激甲骨文发现地的盗掘活动。那个时期，收集、整理和研究甲骨文用功最勤、贡献最大的是罗振玉。罗振玉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对金文收集和研究有很大的成就。1902年在刘鹗家中初次见到甲骨后，罗氏就设法访寻甲骨出土的确切地点，开始大量搜集甲骨。他将收集的大量甲骨进行整理刊布，先后编纂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等书。
随着甲骨发现数量的增多，甲骨文研究成为当时的热门学问，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研究学者和成果。罗振玉不仅对收集、刊布甲骨有很大贡献，还撰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等研究甲骨文字的著作。王国维在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商历史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学术界产生了轰动。为了深入认识殷墟都城遗址情况并获得更多的甲骨文资料，从1928年到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组织了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在董作宾的主持下10年先后进行了15次发掘，有12次获得带字甲骨，共24900余片。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这些甲骨，都有明确的地层和坑位记载，其学术价值与早期零散收集所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董作宾利用考古新发现的完整龟版和大量材料研究甲骨文例，提出甲骨文的断代问题，发表了影响深远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在此期间，寓居日本的郭沫若也开始了系统的甲骨文研究，他撰写了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的划时代的作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时还撰写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等著作，在文字考释和殷商历史研究方面，这些著作见解深邃，影响很大。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和这些学者的努力，甲骨学成为当时的一门显学，吸引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对甲骨文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被学者们誉为“甲骨四堂”。
1950年起，殷墟的发掘、研究和保护基地逐步有计划地建立起来了。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设立工作队，次年设立工作站。1973年，考古所对小屯南地进行发掘，新发现甲骨5300多片，其中带字甲骨4589片。[1]1991年，在花园庄东地发现一个甲骨窖藏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大版和完整的龟甲达755版。[2]此外，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也陆续发现了一些甲骨。[3]
花园庄东地甲骨窖藏
20世纪4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西周甲骨文存在的可能，50年代以来西周甲骨有多次零星的发现。1977年和1979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周原遗址发掘出甲骨17275片，其中卜甲16371片，卜骨678片，有字甲骨292片。周原甲骨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许多学者参与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4]
从19世纪末叶到目前为止，零散收集和考古发现的甲骨文数量，根据不同的统计少的约10万余片，多的有15万片左右。[5]甲骨收藏于海内外公私诸家，如英、法、德、比利时、瑞典、瑞士、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都收藏有甲骨。为了充分利用已发现的甲骨文资料，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编纂出版了《甲骨文合集》，彭邦炯等又编纂出版《甲骨文合集补编》，两书共收集国内外已公布的甲骨65000多片。[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