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商文化遗址中的早期汉字
二里岗文化是商代早期文化遗存，其年代晚于二里头文化，早于殷墟文化，相当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300年左右，这正是商王盘庚迁殷之前的一个时段。20世纪50年代一般将二里岗文化分为上层和下层两期，后来又进而将每期分为早段和晚段。二里岗文化从下层早段到上层，分布范围由小到大，到二里岗上层时发展到了全盛时期。二里岗文化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偃师和郑州商城，这两座商城的规模、建造规格和水平，足以反映出商文化的繁荣和强盛。在二里岗等商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汉字遗迹，可以与殷商甲骨文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汉字从商代前期到殷墟甲骨文的大体发展脉络。
(1) 二里岗下层陶器文字。根据偃师二里头考古发掘报告，在二里岗文化下层发现了少量刻划符号，其中有一个符号是一个袋状鬲的象形符号，可能是“鬲”字的古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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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偃师二里头——1958—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57页图250·3)
(2) 二里岗骨刻文字。《郑州二里岗》考古报告介绍了两块二里岗文化刻字牛骨：一块是遗址T30内出土的牛肱骨，上面刻有“[XCHAR[R202008224_FZFSK_F9C1]]”字，这个字是商代后期武丁时期甲骨文常用字，用作“有、又、侑”等；另一块是一段牛肋骨（采集品），上面刻有十来个文字，文例特殊，或以为是习刻字骨，上面的文字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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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羊乙贞从受十月”[1]。
(1-4见《郑州二里岗》图版十六·6、图三十·24、插图十二、图三十·25)
此外，在郑州二里岗也发现了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但还不能证明这些符号就是某些汉字的早期形态。[2]
(3)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陶文。河北藁城商代遗址是一处商代中期文化遗存，1973年河北省文管处组成考古队进行发掘，获得刻划文字或符号的陶器残片79件。陶文符号都是陶器未烧以前刻上去的，一般只有一个单字或符号，只有标本T6:011和标本T16:02两件各为两个字，前者可能是“贯雀”二字，后者刻两个“九”字。陶文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工匠或器主的族氏或人名、地名，一类为数字。[3]这些符号中有些是象形类的，可以与甲骨文“止、目、刀、大、鱼”等比较，它们无疑与殷商文字属于同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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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见《文物》1974年第8期第50页图一)
(4) 吴城商代遗址陶文。江西清江吴城遗址1973年发现，到2002年先后进行了10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数量较多的文字和符号，其中部分文字符号早于商代后期的甲骨文。吴城陶文符号主要刻划或戳印在器物的口沿部、肩部和底部。整理者将它们初步归纳为文字、符号和图像三类。文字类又可分为记事类和记数类；符号类刻在陶器的特定部位上，其性质多为助记类符号；图像类仅发现一件，标本1975QSWT21
❹:151，是一个刻划在釉陶纺轮上的鸟形图案。清江吴城文化遗址一期相当于二里岗期，二期相当于殷墟一、二期，三期相当于殷墟三、四期。[4]吴城陶文符号有些可能与汉字关系不大，有的则无疑是汉字，它们与甲骨文比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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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见《文物》1979年6期第37页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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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75页图二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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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本见《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76页图二二六；1、3、4为吴城一期；2为采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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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77页图二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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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第378页图二二八；8、10、11、13、14、18为吴城一期；1、2、17、6、15、12、19、5为吴城二期；16、3为吴城三期；7、4、9为采集)
吴城遗址陶文符号公布之后，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吴城一期泥质灰陶钵(1974年采集)器底上的4个字和泥质黄釉陶罐(74秋T7
❺:46)肩部一周的文字，更引起了学者研究的兴趣。对于泥质灰陶钵器底上的4个字，学者们有多种考释意见[5]，其中李学勤释为“端田人且”，认为“田作甸讲，且作祖讲，甸人是管理郊外田野的职官，端可能是当地方国的名称”[6]；萧良琼认为陶文表示在帚地的甸人之官在社庙用的祭器[7]。这两种意见可能近是。对于泥质黄釉陶罐(74秋T7
❺:46)肩部文字，李学勤认为可读为“端相且（祖）之宗，仲，七”，其中“端”是方国名，“相”为官名，这是一件祭祀先祖的陶器，“七”为编号[8]；萧良琼释为“中宗之豆，燎臣帚，七”，认为“中宗”可能为仲丁之子祖乙，“燎臣”是官名，“帚”是地名或人名，“七”是祭器的数[9]；饶宗颐则释为：“中宗之豆，[XCHAR[R202008224_FZSSK_F9C2]]，臣帚七。”[10]尽管学者们对两件陶器上文字的具体释读意见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将陶文作为古汉字看待的。清江吴城遗址显示出商文化对长江以南的影响，这两件器物上的文字早于殷墟甲骨文，说明商代中期汉字使用的区域范围已经较广，汉字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
(5) 西雅图藏方鼎铭文。西雅图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方鼎，年代应在二里岗时期和殷墟早期之间，该鼎铸有两个铭文。其中一个是“癸”字，另一个是氏族徽号，见于商代金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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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四海寻珍》第242页图28)
(6) 郑州小双桥遗址陶器朱书。郑州小双桥商代文化遗址1989年发现，1995年起组织发掘，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晚段。这是商代中期的一处都城遗址，学者认为可能就是商王仲丁“自亳迁于隞（嚣）”的隞都。该遗址发现了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的朱书陶文。朱书陶文仅仅发现于祭祀区的地层和遗迹中，多见于小型缸的表面。[12]小双桥遗址朱书文字以单个符号为主，组合符号少见，是典型的软笔手书，总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数字，共发现4处，代表3个数目字；二是象形文字或徽记类；三是其他类。[13]从文字形态到结构都与商代后期的甲骨文相似，显示出两者属于同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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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文物》2003年第5期第41页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