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部首及其产生
（一）什么是汉字部首？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根据汉字形体结构的不同，可以将汉字相同的表意部分归类，每类称为一部。在同一部类中，把笔形最简单、表意较典型的一个字作为领头的字，这个领头的字习惯上通称为部首。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之一《汉字部首表》中关于“部首”(indexing component)的定义是：“可以成批构字的一部分部件。含有同一部件的字，在字集中均排列在一起，该部件作为领头单位排在开头，成为查字的依据。”[1]
运用部首将汉字归类，可以将汉字按一定规律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举一纲而万目张，有助于记忆和查检。汉字部首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根据《汉书·艺文志》“小学类”的记载，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史籀篇》十五篇，是童蒙识字的课本，成书应在春秋战国之际。王国维《史籀篇证序》说：“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然则《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胜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而不行于东方诸国。”[2]其后有李斯《苍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汉代曾有书师将其合并为《苍颉篇》。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仿照此类书作《凡将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等。流传到今天的只有《急就篇》。其开头几句是：“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3]这种儿童习字的课本在编排上是以义类相从的，如把树木类的字编在一起，这些字的结构中都有一个“木”字。这种编排方法有利于教学和记忆，体现出初步的“分别部居”的思想。与之相类似的是《尔雅》，也按照义类编排，有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十九篇。其中《释木》中的字多包含“木”旁，《释水》中的字多包含“水”旁，《释草》中的字多有草字头，等等。这些义符实际是汉字部首。
在此基础上，许慎创立了用540部首编排《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方法。他用540部把9353个汉字编排起来，著成《说文》。他在《说文解字叙》中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以下简称《系传》)云：“臣锴曰：谓分别相从自慎为始也。”[4]许慎说的“部居”和史游说的“部居”虽然表面上一样，但实际所指不同，史游说的是义类，许慎说的是部首。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还说：“其建首也，立一为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因此许慎在中国辞书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建首”的说法，从此有了“部首”的概念。他通过对小篆形体结构的分析，总结整理出汉字的540个基本部首，并用这些部首系联了9353个汉字。他创立的部首编排法成为后世汉语辞书编纂所遵循的一个主要方法。
后世文史工具书所使用的部首，都可以说是从540部演变而来。如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增为542部，宋司马光等编纂的《类篇》沿用了540部，明代梅膺祚的《字汇》简化为214部，清代张玉书、陈廷敬等编纂的《康熙字典》、近代《中华大字典》、旧本的《辞海》、《辞源》还使用了214部。现代的《新华字典》减少为189部，新《辞海》又成了250部。
部首和偏旁是什么关系呢？有人以为既然部首是偏旁，那么偏旁也就可以称为部首。这种说法不正确。偏旁是对合体字而言，部首是对其内部所统属的字而言。部首可以是合体字的偏旁，但偏旁不一定都是部首。因为部首代表同部字所表示的词义类别，而偏旁则除了表示词义类别外，还有的是表示字的读音，合体字中能够独立存在的各组成部分都可以称为偏旁。如对“蜂、蛾”来说，“虫”是它们的部首，也是它们的偏旁，但另外一半就只是偏旁，不能称为部首了。形声字中，义符通常是部首，但它们之间也不能画等号。“意符对声符而言，部首对所统属的各个字而言。由于形声字的意符同时又是形体构造上的偏旁，所以原则上意符都可以作为部首，但是部首不一定都是形声字的意符。这理由很简单，一则因为部首所统属的字不一定都是形声字，例如贝部的‘负、赘、质’等字，言部的‘计、讨、设’等字；二则因为有些部首本身就不是形声字的意符，例如部首‘冓、放、雔’等等，在这类部首下，没有一个形声字。但是从《说文》全书来看，形声字约占总字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部首就是意符。”[5]
（二）汉字部首和汉字性质
汉字部首的产生与汉字性质分不开。部首是汉字表意性质的充分表现。汉字部首是由汉字性质决定的。汉字是表意文字，它的表意特点不仅表现在汉字的单字是因义构形的，而且表现在汉字在形义矛盾统一的总规律下发生演变，形成了表意文字特有的构形系统。这一系统在《说文》中通过540部首的统率作用显示出来。许慎通过确立小篆的540部首对小篆进行整理和描写分析，全面体现了他对汉字性质的把握。历代学者有不少继承了许慎的科学理论，对汉字进行探讨和研究。虽然学者们对汉字的研究符合汉字的性质和规律，但古代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理论概念。在语言文字的比较中，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了“表意文字”的概念。
索绪尔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的体系：(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6]这种观点对中国文字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此之前，中国学者还未曾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索绪尔理论的传入使得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沈兼士19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形义学》时说：“综考今日世界所用之文字，种类虽甚繁多，我们把他大别起来，可以总括为两类：(1)意符的文字，亦谓之意字。(2)音符的文字，亦谓之音字。意字的性质，不以声音为主，而以表示形象为主，用文字来具体的或抽象的形容事物之状态，如前面所说的文字画，楔形文字，中国的象形、指事、会意各字皆是；音字的性质以表示声音为主，大都是由意字转变来的，如欧美各国通用的拼音文字，中国的形声字皆是。”[7]
20世纪40年代张世禄在《文字学与文法学》一文中指出：“文字是用书写上的图符来代表语言的，而普通所谓语言，是用声音来代表意义的；因之无论哪一种文字，总是具有形体、音读和意义这三种要素。不过这三种要素怎样的配合，又要看文字的性质不同而各有区别。某一种文字是用形体来直接显示意义的，各个字体虽具有音读，而形体本身并非作为记录语音的工具，并且有直接显示意义的效用，例如埃及、巴比仑、中国及墨西哥、克利地的古代文字，我们称为‘图画文字’。另一种文字是用形体来作声音的记号的，各个字体是由几个语音符号——就是拼音字母——拼切成功的，从字体上得到了音读因而认识所代表的意义，例如梵文、藏文、满文、蒙文、日本假名及欧美各国的文字，我们称为‘标音文字’。……还有一种文字，可以说是介于图画文字和标音文字这两者中间的；在这种文字当中，有一部分的字体是由图画文字上脱胎而来的，如果我们追溯这些字体原来的写法，或者分析它们形体的结构，便可以知道它们原是用形体来直接显示意义的。可是，其中另有一部分的字体，在结构和实际应用上，却已经有进到标音文字的趋向了。这种文字，我们称为‘表意文字’。……中国现行的文字——汉字——就是现今世界上表意文字唯一的代表。”[8]此后，很多学者接受了汉字为表意文字的说法。
表意文字说突出了汉字的本质特征，强调了与表音文字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表意文字这一概念本身存在被误解的可能。索绪尔提出这一概念的同时，也反映出了他对汉字的不全面认识。他认为汉字不表达语言，而只表达概念，这容易给人造成汉字不表音的误解，其中隐含西方人对汉字的片面认识。沈兼士对汉字性质的论述主要从文字功能的角度入手，认为字符是显示语义为主的。张世禄则从文字的构形和社会功能两个角度阐释汉字的性质，认为任何文字都有形、音、义三个要素。这一认识和西方人对表意文字的理解不大一样。张氏的论述不是很充分，所以20世纪50年代后，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汉字的基础上对汉字的表意性质提出不同看法，积极开展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讨论。
其中周有光先生提出了意音文字说[9]。这种说法是以形声字的结构功能为标准提出来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这种看法以文字发展的所谓“一般规律”为依据，即世界上文字发展的规律是表形、表意、表音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从初级到高级逐渐发展的。“三段论”是一些西方文字学者先提出的，中国的一些文字学者也有类似的主张。这种看法是否符合世界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要经过文字发展客观事实的检验。文字起源于图画文字，这是事实，但各种文字的发展方向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古老的文字，如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等虽然经过从图画文字向表意文字的过渡，但很快变得不可释读，最后走向表音文字。它们虽然经过三个阶段，但是其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表音方向。而汉字的发展也是从图画文字开始，从象形文字走向表意文字，其发展趋势是表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汉字始终努力维护自己的表意文字特点，同时为了适应记录汉语的需要，汉字不断进行内部调整。并没有发展为表音文字的必要和趋势。因此王宁先生主张“世界文字发展两种趋势论”。这样看来，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字，一种体系不会替代另一种体系，更不可能从一种体系自然而然地生出另一种体系。其次，意音文字说从汉字的结构出发，立足于形声字而言。形声字虽然从结构上是形符表意义，声符表读音，但是形声字的声符并不具备独立的语音价值，它在本质上不能独立地表示读音，而是依赖于声符与形声字之间的语音关系间接地提示形声字的读音。而且形声字的声符本质上是示源的，表音是次要的、辅助的。因此，说形声字的声符表音是没有了解形声字声符的性质。
另外还有表词文字说和语素文字说。表词文字说可以参见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10]；语素文字说可以参考赵元任的《语言问题》[11]。这两种说法是以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为标准而提出的。前者认为一个汉字所对应的语言单位是词，而后者认为一个汉字所对应的语言单位是语素。表词文字的说法比起表意文字来，是判断事物的角度和标准不同。说汉字是记录词的，是从汉字与拼音文字字母的比较角度看的，字母记音，汉字记词。但是这种比较还值得商榷。从数量上看，汉字有几万之多，而英语字母是26个，这种比较不对等，不合适，所以基于这种比较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存在问题。语素文字说是基于现代汉字是一个字记录一个语素的事实而提出的，它反映了现代汉语与汉字的关系特点，但它与表词文字说并没有本质的差异；而且从汉语变化的角度来谈汉字性质，也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问题，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表词文字说和语素文字说或者强调汉字的记词或记录语素功能，或者根据形声字的结构等来判断汉字的性质，这些方法难以准确揭示汉字不同于其他文字体系的最本质特征。王宁先生在《汉字构形学导论》中提出判断文字性质问题的三个原则：“第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文字构形一定要与语言有一定的联系，才能起到语言载体的作用。所以，文字的性质首先取决于这种文字的形体与语言如何联系。第二，文字有自己的演变历史，有些文字——比如汉字——还有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历史，讨论文字的性质要看这种文字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也就是要看这种文字在发展过程中性质是否发生了改变。考察汉字的性质，应当考察从甲骨文开始，历经两周金文、秦代小篆，直至隶变、楷化，从古至今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是否有变化的趋势。第三，文字不是孤立的字符，它的总体是成系统的，是按一定的区别原则和组构手段结合而成的体系。讨论文字的性质要看整体系统，而不应拘泥于一字一符或某一类字符。”[12]
根据第一个原则，即根据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来看，从文字的构形理据方面考察，汉字属于表意体系。文字记录语言时，每种语言的文字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体记录下语言的两个要素，而且这两个要素实质上如同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离。但是，文字形体本身作为视觉符号能够显示它是与语言的语音直接联系，还是与语义直接联系。也就是说文字形体直接显示的信息只能是一个，或者是语音，或者是语义。根据这个原则，汉字是表意文字体系。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探讨文字性质要与文字记录语言的职能加以区分。从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看，它当然既要记录语言中的音又要记录语言中的义。因此，从这一角度看，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又具有一致性，文字的视觉符号都与整个词发生联系。
根据第二个原则，我们要讨论在汉字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中，有没有从表意体系向表音体系发展的趋势。事实上，汉字在表音与表意的相互促进中一直强化自己的表意趋势，增强个体字符和整个系统的表意功能。这可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看。首先，当意义发生变化或字符笔势化后，汉字常要改造自己的形体和对字义的解释，以创造形义统一的新局面。其次，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实时转化，表音作用使得汉字出现了一些同音借用字。第三，汉字职能的发挥由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合成，即书写和辨认。在这种矛盾中，汉字达到一种自我的内部平衡，而调节字形的杠杆就是汉字的表意性质。汉字总是不断减少构件与笔画，以减少书写困难和记忆负荷，但这种简化一般在不影响表意与别词的前提下进行。如汉字从大篆到小篆的变化就是一次有意识的省减。这种省减是省去多余的部件。但汉字并没有因此失去表意性质。历史上汉字无论如何简化，都没有失去表意特点。我们看到的反而是形声字表音的不完全和不准确，因此我们无法说汉字有向表音发展的趋势。
根据第三个原则，我们需要考察不同类型的汉字符号是否都能列入表意体系。尤其是带有示音符号的形声字是否仍然可以在表意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考察早期形声字，可以看到它们主要有三个来源，即强化形声字、分化形声字和声义合成的形声字。在这三类形声字中，汉字整个系统的表意性都是很顽强的。从整个形声字系统来看，正是因为汉字的声符不需要准确表音，所以汉字才能超方言、超时代。也正因为汉字的表音机制不完备，所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才势在必行。形声字声符本来是利用近似声音别词的，加之历史演变，表音作用相对淡化，所以需要一套表音符号。
可见汉字的表意性质决定了我们应该重视汉字部首的分析，而只有基于汉字表意性质的汉字部首研究才有立足之本。形声字义符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部首，所以对现代汉字中有90%形声字的现状来说，这种研究就更为必要。
二、研究《说文》部首的意义
《说文》部首是学习和研究《说文》的纲。从整体上看，《说文》部首把9353个小篆形体类聚起来，同时也是意义分类的标志。使用形与义两维标准来确立的540部首，使9353个正篆能“分别部居，不相杂厕”，正是形义统一规律在发挥作用。许慎从小篆的拆分归纳得到部首，利用其形义来统率所属字的形义。所以学习《说文》小篆应当首先掌握部首。但部首并不容易掌握。这是因为，“学习部首，必须和所属字互相印证，但所属字和部首的关系相当复杂，相互不能印证的情况时而有之。部首本身的情况也不完全符合规律，例如，部首大部分是形声字的义符，可有些又是声符；部首应当有自己所属的字群，不然何称为‘首’？可是确有一部分部首什么字也不统率；部首处于正篆地位，自己应当也是一个字，有自己的意义，不然如何从形与义两个方面统率所属字？可是有些部首却是非字部首，从来没有单用来记录过一个词，有形而无义，甚至竖、撇、点这些不成字的单笔画，《说文》都列入部首；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它的音和义是从汉语移植过来的，既是非字部首，没有义，自然也不应当有音，可是，很多非字部首在《说文》里又都有音；部首里还有一些疑难字，不容易读通……所以，要想普及《说文》，先把部首问题解决，是非常重要的”[13]。具体说来，学习和研究好《说文》部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一）《说文》部首开创了中国辞书编纂的一个重要法则，是学习《说文》的一个入门要径
《说文》用540部首统属汉字的做法，是后代各种工具书使用部首检字法的渊源。目前汉字的检字方法不止一种，虽然其中最常用的是音序检字法，但如果目的在于查字音，这种方法就一筹莫展了，所以，部首检字法目前依然是十分普遍的检字法。因此，认真研究《说文》部首对字典编纂来说是一个重要工作。
许慎创建了部首，以部相从，奠定了汉字字典编纂的科学体系。他认为凡字必有所属之部首，这样可以“举一形以统众形”。北齐的颜之推曾经给予《说文》以高度评价：
客有难主人曰：“今之经典，子皆谓非，《说文》所明，子皆云是，然则许慎胜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应之曰：“今之经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说文》，皆许慎手迹乎？”答曰：“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耶？必如《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虫为蛊，亥有二首六身之类，后人自不得辄改也，安敢以《说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专以《说文》为是也，其有援引经传，与今乖者，未之敢从。又相如《封禅书》曰：‘导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觡共抵之兽。’此导训择，光武诏云：‘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是也。而《说文》云：‘
是禾名。’引《封禅书》为证；无妨自当有禾名，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茎六穗于庖’，岂成文乎？纵使相如天才鄙拙，强为此语；则下句当云‘麟双觡共抵之兽’，不得云牺也。吾尝笑许纯儒，不达文章之体，如此之流，不足凭信。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其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14]段玉裁说：“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源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杂乱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
可见，540部首是《说文》的纲领。我们要想对《说文》进行深入研究就应当从540部入手。黄侃《说文略说》曾对540部分类编排的原则做了总结性阐述：“许书列部之次弟，据其自叙，谓据形系联；徐锴因之以作部叙。大氐以形相近为次，如一、上、示、三、王、玉、珏相次是也。亦有以义为次者，如齿、牙相次是也。亦有无所蒙者，冓之后次以幺，予之后次以放，是也。必以为皆有意，斯诬矣。”[15]
季刚先生所言徐锴的《部叙》是《说文解字系传》中的一章，我们看其中开头的部分：“一，天地之始也。一，气之化也，天先成而地后定，天者，上也，故次之以上。在上者莫若天。二古文上字，垂三光以示人，故次之以示。
者，三光也，故次之以三。通三才而后为王，故次之以王。王者，君子所以比德也，天地之精也，王者所服用也，故次之以玉。玉双为珏，故次之以珏。山泽以出气，山泽之精，玉石以出也，故次之以气。气象陶烝，人事以成，故次之以士。”[16]应该说，《说文》部首排列的基本顺序很重视形体。总之，《说文》开创的部首在辞书编纂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二）《说文》部首体现了许慎关于语言符号的系统论思想
许慎认识到了汉字本身的结构特点，十分清楚汉字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因此也可以用系统的方式描写出来。
文字是一套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对于这一点，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有明确说明：“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17]这里他要说的是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而且文字由于人们的错觉经常被看得比语言还要重要，从而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这的确是人们进行语言研究时容易出现的不自觉现象。在古代学者的观念里，字词不分十分常见。索绪尔特别指明了这一点。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要说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汉字由于特殊的形体结构，作为表意体系，其形体的构造是有系统的，这种系统又是可以描写出来的。当然这种描写是适合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即把形义统一起来，这种描写在方法上不可能完全使用西方语言学的方法。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可以参考，但不可能完全照搬使用。
汉字形体的研究在汉字学上称为“汉字构形学”。其研究对象是汉字本体。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但其中的音义是从汉语中继承而来的，因此，只有形才是它固有的。汉字的形义联系突出展示了汉字的表意性质。由于传统小学以解经为任务，其实用目的十分明显，所以我国语言研究形成了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这种方法是以意义为出发点，也必然是以意义为落脚点的，这种方法表现出古代训诂学家的杰出创造能力，也在有清一代得到充分运用，从而使当时的语言研究达到一个高峰。这是传统方法的贡献。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即从汉字本体研究的角度看，这种研究主要是为释义服务的。传统的“六书”是分析汉字构形模式的法则，前四书还可以分析汉字构形，后两书则与汉字构形本身没有关系。在传统小学家眼里，“字”和“词”被认为是一回事。他们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的相对独立价值，才经常将字、词混淆，从而将文字学和训诂学也纠缠在一起。再有，就是同样出于解经的需要，古代小学家对汉字的关注一般是单个的，以个体为对象。《说文》虽然含有宝贵的构形思想，但人们从解读文献的目的出发，往往更关注其单个字符的意义与形体的解释是否正确，而很少看到其中的系统思想。后代模仿《说文》编写的字书在理论的自觉性上远远不如《说文》，多是套用《说文》的框架罗列汉字，而且没有从历史层面对这些汉字进行分析，结果很难从中看出汉字形体具有的系统性。
汉字构形的系统性其实在《说文》中已经体现出来。《说文》小篆是经过整理规范后的字形，又经过许慎的编排，已经有了系统性。我们对许慎编排的字形进行研究，同时再借鉴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些合理原则，就可以看到汉字的系统性。
从理论上说，汉字应当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根据系统论的原理，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这些元素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与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察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这种演变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才能称为汉字史。”[18]
在此基础上，王宁先生提出了一套用于共时平面汉字的构形分析的理论术语，总结了可以操作的构形分析方法及对汉字构形系统的描写方法。使用这一方法总结的1380个甲骨文的基础构件是412个，《说文》9431个小篆[19]的基本构件有367个。可以说许慎总结的540个部首经过整理和归纳，基本就是汉字的基础构件。汉字是由基础构件经过层次组合，按照一定的模式而形成的。《说文》的部首绝大部分都是汉字的基础构件。因此了解了《说文》部首就等于了解了汉字的基本元素和构件，就知道了汉字的系统特征。
（三）《说文》部首研究是汉语字源与汉语词义研究的基础
汉字部首的归纳体现了汉字的性质，我们可以利用汉字部首为以形索义的研究方法奠定基础。540部首正是最基础的汉字，所以章太炎先生把540部当成汉字的初文，来研究汉字字源。这些基础汉字，经过几度组合，形成了数以万计的汉字。而这些汉字的本义都和这些基础汉字的意义直接或间接相关。因此从探索汉字字源及掌握古代文献词义的角度来说，以540部首为纲来学习汉字也是科学而便捷的方法。
“汉字字源学是研究探讨形源的规律和汉字最初构形方式的学科，尽量找出汉字的最早字形，寻找每个字构字初期的造字意图，也就是探讨汉字的形源，也叫字源，是汉字字源学的任务。”[20]字源是文字形体之间的渊源。字源不讲究“音近义通”，因此它与词源不同。但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有时甚至是统一的。如《释名·释山》：“山夹水曰涧。涧者，间也。言在两山之间也。”从中可看出，间既是涧的源词，也是涧的源字。但它们侧重不同。“词源学注意的是涧和间音义相通，形体的联系仅仅视为音义相通的旁证而已。字源学感兴趣的恰恰是二字的共形部分，音义相通只是作为解释共形的参考。”[21]徐中舒先生在谈到古文字的考释方法时，曾说，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的字，考察其相互的关系。于省吾先生的《释两》揭示了两和车的渊源，正是从字源的角度考释古文字。
为了研究字源，首先要研究《说文》540部，这也是进一步研究《说文》和古文字的门径。尹黎云在《汉字字源系统研究》中举了个例子“卩”。《说文·九上·卩部》：“卩，瑞信也。守国者用玉卩，守都鄙者用角卩，使山邦者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泽邦者用龙卩，门关者用符卩，货贿用玺卩，道路用旌卩。象相合之形。凡卩之属皆从卩。”甲骨文“卩”象人屈膝长跪之形，许慎所释有误。“象人屈膝长跪之形”只是造意，那么实义是什么呢？后出字形为何？《说文·九上·卩部》：“厀（膝），胫头卩也。从卩，桼声。”厀、卩古音同为质部，卩为精纽，厀为清纽，声音相通。可见“卩”为“厀”的初文，甲骨文以人屈膝长跪形表示“胫头卩”之义。引申指物体相连处，也指相连的各段。古代瑞信一分为二，用时合起来对验，这是瑞信称“卩”的原因。许慎这里把引申义当成本义，同时也说明“卩”是“节”的源字。“厀”后作“膝”。“卩”在甲骨文中的形体，则又是俯就顺服的形象，“卩”的又一意义是顺从。《说文·九上·卩部》下有12个属字，了解部首“卩”的意义是进一步学习其所属字的基础。[22]
（四）对《说文》部首的研究有利于指导现代汉语用字规范
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处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汉字问题已成为社会和民众关心的热点。信息时代对效率和速度的追求，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汉字进行信息处理的便利性问题。近年来互联网日益普及，人们克服了地域界限，相互往来和信息传递日益频繁。远隔万里的人如在咫尺，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汉语学习在世界很多国家持续升温。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地位的上升带来了对汉语教学尤其是汉字教学的新要求。在汉语走向世界之前，汉语和汉字首先要进行一定的规范。“汉字能不能走向世界，如何走向世界，如何取得世界通用文字的资格，这些问题也困扰了好几代人。……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而言，它自身也曾存在不符合国际通用的缺点，不规范，不标准。字形不规范，字音无标准。异体字多，谁正谁俗？方音复杂，一字如何定音？不要说外国人学起来困难重重，就是中国人学汉字，写汉字，曾经也是各行其是。为汉字定形定音，汉字要与拼音结合，要有自己的拼音系统，这是现代社会的要求，是汉字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西洋传教士曾为汉字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拼音文字，中国人更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财力、物力。至今两岸未统一，汉字仍有繁简之别，这对国际交流甚至华人内部交流仍有不便。”[23]2008年以来，汉字的繁简问题又起争议。有人甚至鼓动政协委员就汉字恢复繁体问题提出议案，汉字繁简的问题经过媒体的报道更是引起社会纷争，不少人就繁简问题发表意见。在信息时代到来之前，这样的问题并不明显。但现在却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现象，需要我们从事汉字研究的人加以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在汉字问题上，国家语言文字行政部门十分重视，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研制了一系列的语言文字规范。从2001年就启动了《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工作，并于2009年2月完成。《规范汉字表》是记录现代汉语的通用字集，体现现代汉语通用汉字的字量、字级和字形规范。《汉字部首表》、《GB13000.1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于2009年1月正式发布，《现代常用字及部件名称规范》、《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于2009年3月发布。[24]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历时十余年组织研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2013年6月由国务院正式发布，同年8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发行。主持《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的首席专家王宁先生主编的《通用规范汉字字典》也于20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可以看到，这些规范中很多部分都涉及汉字部首的问题。其实常用字的部件，还有常用独体字，大多是《说文》部首。其中《现代常用字及部件名称规范》中规定了现代常用字的部件拆分原则、部件及其名称。根据拆分原则，该规范给出了《现代常用字部件表》和《常用成字主形部件表》。《常用成字主形部件表》共包括305个常用的成字主形部件。《现代常用独体字规范》则规定了现代汉字中常用的独体字，确定了256个现代常用独体字，形成了《现代常用独体字表》。这些规范中的305个常用成字部件和256个常用独体字基本都在《说文》540部首范围之中。当然由于《说文》部首建立的一些原则与当时社会和文化密切相关，与许慎的哲学观念紧密相连，所以和现代常用字还有一些不同。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对于现代汉字来说，最常用的独体字和成字部件是最基础的构字元素，对这些元素必须从字源上分析清楚，这样才能更好地学习其他汉字。
现代汉字用字规范和部首规范，同《说文》部首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汉字部首表》收主部首201个，附形部首100个。[25]《汉字部首表》制定的主要原则，一是尊重传统，二是立足现代，兼顾古今。其中尊重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现代使用的所有部首均从古代变化而来，对其来源如果能了解清楚，对整个汉字体系的了解和学习就会容易很多。因此，从现代汉语和汉字规范的角度说，我们对《说文》部首进行研究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三、《说文》部首研究小史
许慎创立《说文》部首，也就发现了汉字本身的内在构形规律。从此，学者们自觉运用部首来分析汉字形体。部首，在古代或叫“字原”。古代学者认识到这是汉字产生的源头。由于部首对理解和掌握汉字能起到以简驭繁的作用，所以历代的文字学者都重视部首的研究。专门研究《说文》部首的著作，唐代有李腾的《说文字原》，宋代有林罕的《字原偏旁小说》、郑樵的《六书略》、释梦英的《篆书偏旁字原》，宋末元初有戴侗的《六书故》，元代有周伯琦的《说文字原》等。
李腾《说文字原》一卷，著录于《崇文总目》，已佚。
林罕著《字原偏旁小说》三卷，将偏旁增为五百四十一字。他的说法有与许慎不同之处，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批评其有“好怪”之嫌。
宋代释梦英对李阳冰的篆书颇为服膺，他和郭忠恕相友善，常切磋篆学。郭忠恕对林罕的书非常不满，希望能辨明事实，重振古风。释梦英五代末年讲授小篆之学，根据当时刊定的《说文解字》，用篆书重写了《说文》五百四十部首。为了使自己的研究传至后世，将其《篆书偏旁字原》勒石在长安故都文宣王庙。当然其中对许书的改动，也有不少谬误，不足为训。
宋代著名学者郑樵也对六书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主要见解收在《通志·六书略》中。其中涉及对部首和字原的很多看法。其学说有一些可取之处，如关于指事与象形的区别，关于形声与会意的区别，关于形声可造无穷之字，等等，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其中也有很多荒诞之说。如他在《起一成文图》中认为所有的文字都是由“一”变来的，是由横、竖、撇、捺、弯等十几种线条构成的。这就把文字当成一种纯粹的符号。他对六书的分类也芜杂而不当。总的来说，他的理论可取之处不多。但他能不迷信许慎，而进行理论创新和探索的精神是可嘉的。郑樵学说对宋、元、明三代的学者产生了不少影响。[26]
元初戴侗的《六书故》在说文部首研究上有一些创见。他说写作该书的目的就是用字原和六书来通晓文字，“天地万物，古今万事，皆聚于书。书之多，学者常病乎不能尽通。虽然有文而后有辞。书虽多，总其实，六书而已。六书既通，参伍以变，触类而长，极文字之变，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学，学必先六书”[27]。他思想解放，能运用钟鼎文来探求字原，在《说文》部首研究上有了新进展。[28]
元代周伯琦精通篆书，其《说文字原》与前面说的几种著作类似，但在学术价值上要超过前面的几部书。该书对许慎《说文》540部首的次序有所调整，使其以类相从，以辗转孳生之义。但周书的问题在于他把《说文》部首全当成字原看待，其实并非如此，而且书中也有不少牵合之处。明代赵撝谦的《六书本义》、赵宧光《说文长笺》等著作也有关于部首的研究，但总的看来，明人在《说文》部首研究上成就不大。
清代的学者在《说文》研究上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中最有成就的段玉裁、朱骏声、桂馥和王筠等在他们的《说文》研究著作中都对部首研究做出了贡献。除此之外，还有专门研究《说文》部首的著作出现。如吴玉搢的《六书部叙考》、蒋和《说文字原集注》、吴照《说文偏旁考》与《说文字原考略》、饶炯《说文解字部首订》等。这些专门研究《说文》部首的著作，成就各有千秋。其中蒋和的著作最为人称道。他在写作《说文字原集注》之后还专门设计了《字原表》。王筠特别欣赏蒋氏的成就，还把其《字原表》改名为《说文部首表》，把表的形式改造成谱牒式附录于《说文解字句读》。王筠说：“右蒋仲龢所为表，诸家说部首者皆不及也。间有未惬者更易之。其所为说，多不本于许君，余亦间用之。其可通以许说者，不复用也。”[29]其成就在当时或许是最高的，但并不说明他们的成果后人就无法超越了。事实上，前代研究《说文》部首的学者，大多受历史的局限，固守经学和许慎原书，成就多在训诂方面，而对字形的阐释，还有很多不足。从古文字材料上来说，虽然甲骨文出土前，也有很多学者对铜器铭文加以研究，其中的部分成果也被吸收到《说文》部首研究中；不过，从整体上看，部首研究对《说文》以外的古文字关注过少。
1899年殷墟甲骨文出土后，学者们看到了3000多年前的汉字资料。同时，殷周铜器铭文也不断发现新材料，这些材料与甲骨文可以相互印证，为学者们研究《说文》部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所以出现了一些划时代的学者，成就卓著。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董作宾、唐兰、杨树达、于省吾等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对部首研究做出了贡献。其中也有专门的部首研究著作出现，如胡小石《说文部首》、林义光《文源》等。
20世纪70年代后，战国文字大量出土。其中，秦系文字和《说文》小篆有直接传承关系。秦文字如睡虎地秦简，形体相当丰富，而以前则有春秋石鼓文、诅楚文，秦的铜器铭文、玺印文字、陶文等，都和《说文》篆体联系密切。出土六国文字中最大宗的是楚文字，如郭店楚简、包山楚简等。其他各国也有大量文字资料出土，都为部首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利用这些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部首又取得新成就。如徐复、宋文民《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邹晓丽《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部首今读本义》，冯蒸《“说文部首今读”新订并说明》，向夏《说文解字部首讲疏——中国文字学导论》，董莲池《说文部首形义新证》，徐耀民《说文解字部首解读》，左民安、王尽忠《细说汉字部首》，黄天树《说文解字部首与甲骨文》，胡安顺《说文部首段注疏义》等。这些研究考释著作主要根据文献典籍、古文字资料和《说文》体例，对部首进行分析注释，利用古文字字形分析部首字形，说明字形的演化和讹变，纠正许慎解释的某些错误，解决一些以前存疑的问题，使《说文》部首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
四、研究《说文》部首应当关注的问题
《说文》540部首的原则是“始一终亥”，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始一”是说《说文》全书字词的排列是从“一”开始的，“终亥”是说全书以“亥”部首为终结。许慎对“一”的解释“惟初大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反映了他和当时的学者对于宇宙初始状态及其万物产生情况的看法。而“亥”的本义是“荄也”(gāi)，草根的意思，象征“亥而生子，复从一始”，即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许慎贯彻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以究万原”，“知化穷冥”。“以究万原”，段玉裁注说是穷尽与毕举“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的类别与变化；“知化穷冥”，即“《易》之知化穷神”，意思是真正了解了变化之道，也就穷究了天地万物变化的奇妙。
在研究《说文》部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应当熟悉《说文》部首。我们前面已经说到540部作为基础汉字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而研究这些部首不仅是研究《说文》的门径，而且是学习古代汉语、古代汉字乃至现代汉语、汉字的最基础工作，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熟悉它，熟悉它就要反复阅读、摹写。
第二，应当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说文》部首。这一问题可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是从辞书编纂的角度看，540部今天看起来有些过于庞大，所以出现了后来部首的合并。我们知道，540部首中，有36个是没有属字的，只有部首。如：三、四、五、六、七；甲、乙、丙、丁、庚、壬、寅、卯、未、戌、亥；易、能、燕、它；才、凵、久、克、录、耑、丏、冉、幵等。
这36个部首中有16个是数目和干支字，许慎为什么把这些字归到部首里呢？邹晓丽先生认为是许慎为贯彻其哲学思想的需要，为了全面系统地宣扬儒道互为表里的阴阳五行说而设立的这些部首，也可以体现他与今文学派坚决斗争的立场。[30]许慎坚持实事求是地解释文字，把五经当成前人流传下来的经典文字来分析，不因附会时政而曲解文字。这种指导思想使他在写作时对那些能贯彻其哲学思想的文字给予高度重视，因而单独列出数目字和干支字作为部首。
而有些部首是为客观地反映重大历史现象而设立的，如“燕”字。《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全诗分四层。前面三句是第一层，写契祖的诞生。有关简狄生契的故事，是一个流传很广的神话。古籍中记载很多，如《史记·三代世表》记载：“褚先生曰：‘……尧知契、稷皆贤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后十余世至汤，王天下。尧知后稷子孙之后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后世且千岁，至文王而有天下。《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刘向《列女传》也有类似记载。
“燕”是殷商氏族的图腾。燕地是殷的发祥地。周武王伐纣后，如何处理好殷商遗民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一是安抚，如将商王之后封在宋国，爵位最高；二是加强管理，如封召公奭为燕国第一代国君，派“三监”，其中之一在燕即“邶”。可见“燕”是商周之交重要的政治内容，是古籍很敏感的字眼。
这些部首中，还有渔猎社会的生活工具“率”、农业社会生产工具“录”、重要哲学思想观念“易”等。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有属字的部首中，如“珏”部，本可归入玉部，但其下收的字“班、
.jpg)
”说明玉器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单独立部。对此，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因有班字，故珏专列一部，不则缀于玉部末矣。凡说文通例如此。”当然，也有一些似乎不必单列的部首。如有些部首是简单部首字体的复体，如口与吅、品、
.jpg)
，虫与
、蟲，隹与雔、雥，木与林，犬与犾，言与誩，目与.jpg)
等。这些部首的分立，今天看来似乎找不出什么合适的理由，特别是从检字法的角度看，可能需要合并。明代的梅膺祚则对《说文》部首进行大胆改革，经过删减、合并、增补，最后用214部来统摄33179个汉字，撰成《字汇》。这次改革确立了“以笔画之多寡循序列之”的部首排列原则，更加巩固了汉字部首编排法的重要地位，也为后来的大型语文辞书所沿用。可以说，这一编排法一定会与汉字长期存在下去。
其次，从汉字发展的角度看，部首作为基础汉字也在不断变化。对于《说文》部首来说，它只是许慎为了分析小篆字形而设立的。小篆是汉字形体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上承甲骨文、金文，下经隶书、楷书，发展到今天。本来《说文》及其小篆在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近代以来受到欧洲文明的冲击，加之中国封建社会的式微，汉字的命运受到质疑。同时，1899年在安阳出土甲骨文后，人们看到了更为古老的汉字形体。传世及出土的铜器铭文得到进一步重视，还有其他战国文字材料也不断出土，这一切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得以提高。
因此，我们对于这些基础部首的研究，也就应当遵从发展的观点，不应完全拘泥于小篆的形体和意义了。特别是探求汉字本义，追寻原始的造字意图时，由于许慎距离汉字造字的初期已经比较远，许慎撷取的词义是五经词义，就汉语发生的历史来说，也比较晚了，所以进行必要的溯源是需要的。这就牵涉到笔意和笔势两个概念。汉字的形体结构还保留原始造字意图的就是笔意，有些字则由于笔画的简化，加上书法取姿，原有的笔意已经不清楚了，已经演变为笔势了。小篆中保留笔意的不少，但也有一些已经成为笔势，难以看出造字意图了。许慎其实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在有的正篆下没有对字形做任何说明，只是说“从古文之象”、“从古字之象”、“象古文之形”、“从古文省”等。许慎已经认识到这些字很难用小篆字形来说明其字义，应当追溯更早的形体结构。
如《四上·乌部》有：“乌，孝鸟也。孔子曰：乌，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凡乌之属皆从乌。
.jpg)
，古文乌，象形。.jpg)
，象古文乌省。”“乌”、“於”同字，古文象乌鸦飞翔于空间。篆文已省，为笔势。可见，为了寻找某些部首字的造字意图，必须寻找笔意，利用更早的古文字字形，包括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等材料。
第三，应当从文化、社会、科技等多角度开展对汉字部首的研究。
文字本身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又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汉字部首之所以可以而且应当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与汉字的性质密不可分。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汉字是根据词语的意义构造形体的，汉字字形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比拼音文字要多。汉字部首大多数是早期象形字的留存，它们保存了上古汉语的词义。同时这些部首又是汉字中占绝大多数的形声字的义符，义符系统是展示汉语语义系统的重要内容。
利用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古代文化与历史，是甲骨文发现后逐渐开展起来的。1923年，张世禄发表《文字学上之古代社会观》一文，提出利用古文字进行古史研究的主张。他说：“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前，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31]沈兼士在《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一文中，专门写了《中国文字之史学的研究》一节，他指出：“现在研究‘古’、‘籀’、‘篆’文的形体，可以说是和文学没有什么关系。至于他对于史学的关系，却反觉得重要得很。你看应用‘象形’、‘会意’两原则的文字，大都直接的或间接的传示古代道德风俗服饰器物……等的印象，到现在人的心目中。简直就说他是最古的史，也不为错。”“史贵征实。但是古及今有意做的史书，那一个不犯着主观的、偏见的、文饰的毛病呢？独有文字里面无意中表现的事实，可以算得有客观的、直写的、裸体的价值，可以算得没有参过水的古史材料，你看这是何等可贵！”[32]他认为古文字中显示出来的古史比史书中记录的古史还可靠一些。于省吾在其《甲骨文字释林》的序中也谈到：“中国古文字中的某些象形字和会意字，往往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活动的实际情况，可见文字的本身也是很珍贵的史料。在本书中，我利用甲骨文字的构形和甲骨文的记事，对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进行了一些研究。”[33]
对于形声字来说，义符或称部首往往展示了意义与文化的联系。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指出：“我们要是把形声字归纳一下，就可以知道除了一部分原始形声字外，纯粹形声字的形母，可以指示我们古代社会的进化。因为畜牧事业的发达，所以牛、羊、马、犬、豕等部的文字特别多。因为农业的发达，所以有艸、木、禾、来等部。因为由石器时代变成铜器时代，所以有玉、石、金等部。因为思想进步，所以有言、心等部。我们假如去探讨每一部的内容，恰等于近代的一本专门辞典。”[34]
20世纪30年代初期，程树德写了一本《说文稽古篇》，通过汉字形体结构和汉字所承载的词汇含义去追寻先民的各种生活遗迹，考证古代的社会制度和历史背景。后来郭沫若将这一方法充分运用，在以字考史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如他的《释祖妣》通过对“祖、妣”等字的考证探讨了古代的生殖崇拜，通过“后”等字探讨了上古的母权统治等。再如“农”字繁体字是从辰的，农与辰有什么关系？今天说法不一。郭沫若认为辰、蜃古当一字。他说：“余以为辰实古之耕器。其作贝壳形者，盖蜃器也，《淮南·氾论训》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其作磬折形者，则为石器。《本草纲目》言：‘南方藤州垦田，以石为刀。’……要之，辰本耕器，故农（農）、辱、蓐、耨诸字均从辰。星之名辰者，盖星象于农事大有攸关，古人多以耕器表彰之。”[35]
今天，通过文字本身的形体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考证古代文化的方法已经成为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即使在汉字发展到今文字阶段，由于汉字的表意性质没有改变，汉字的造字理据大多还有保留，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上古历史的文化信息。下面列举几个方面的内容。
如部首“糸”及其所从的字。“糸”的造意是细丝，古代也是丝的省写，汉字中从“糸”的字不少，其中大多与丝织品名称或动作行为有关，也有些是丝织品染成的颜色。“糸”古字形象一束丝，而丝从蚕出。蚕丝是一种柔软光滑、弹性好的纺织原料。但从蚕吐丝作茧，到人工抽丝剥茧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纺织史专家的研究，最初发现蚕茧可以抽丝，有多种可能。一种是，先民发现雨水长时间浸泡过的蚕茧，可以拉出丝来。于是想到人为地用水浸泡，使茧壳松软，原来的丝纤维间粘附的丝胶得到解舒，丝就容易抽出来。不过用凉水浸泡，时间较长，人们就用热水来煮茧。在丝绪浮起后，再缫取丝绪，这就是最早的缫丝技术。何时用开水缫丝，已难以考证。但在商的甲骨文中已经透露了有关的信息。
缫丝的“缫”字，《十三上·糸部》云：“绎茧为丝也。”“绎，抽丝也。”缫丝的工艺应当在殷商时代已经开始，这是丝织前的关键工序。考古学者在殷商的古墓中已经发现丝织品的残痕，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丝织技术。《周礼》中记载有“典丝”的官员，负责蚕丝的生产、质量和丝帛的税收，还专门颁布了“禁原蚕”的法令，要民间饲养好的蚕种，结成良好的蚕茧，以保证蚕丝的质量。春秋时已经有了丝和丝织品的贸易。《诗·卫风·氓》中写男女青年通过买卖丝而相爱，“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诗歌还通过桑树一年中叶子的变化写他们爱情的发展。《尚书·禹贡》写了当时生产蚕丝和丝织品的地区。先秦其他古籍如《左传》、《仪礼》等也多次提到丝织品。《说文·十三上·糸部》收字248个，重文31个。古代的缫丝一开始是人工的，后来逐渐利用机械操作。在明代的《天工开物》中绘有缫车缫丝图。缫丝后要练丝，这是对蚕丝的进一步处理和漂白。“练，湅缯也”。古代的缫丝技术为丝织品提供基础，这表现在古代有一批与“糸”有关的字。
《说文》540部的很多部首都可以直接显示古代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如汉字部首中有网部，其中收录的字有36个。《七下·网部》：“网，庖牺所结绳以渔。从冖，下象网交文。”其中的字有各种用途，生动展示了先民的狩猎生活，如“罟”、“罗”等。再如牛部收字有45个，羊部有26个，马部有115个。其中很多字在现代汉语中都不用了，但它们保存在古代字书中可以使我们追溯古代畜牧社会的痕迹。
中国古代重视对天神及其一切大小神祇的崇拜和敬畏，因此祭祀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这可以从汉字系统中看出来，凡与神有关的字都从“示”。“示”的构形及其构意的阐释则反映了人们对天神的崇拜，其甲骨文形体是祖先牌位的形状，后来成为天神的代表。因此汉字中凡与祸福有关的字多从“示”，如表示吉福的有“祺、祯、禄、祥、福、禧”等，表示凶祸的如“祸、祟”等。
汉民族早期的货币制度，其产生的大致时间、存在形式，除了直接记载外，还有汉字结构系统的印证。从汉字部首“贝”的广泛使用，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用贝壳作为货币。《六下·贝部》：“贝，海介虫也。……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诗·小雅·菁菁者莪》：“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见君子，锡我百朋。”郑玄笺：“古者货贝，五贝为朋。”到秦这种制度才停止不用。由于汉字在秦前就成熟了，所以至今这种古老的货币制度在汉字的形体上还有留存。因此汉语中凡与财物有关的词，其记录符号多以“贝”为部首。《说文·六下·贝部》就收了这方面的59个字。
而文化与社会对汉字及其构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古代的文字学家在解释汉字的构形理据时，就经常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阐释。如《说文》中的“尾”和“廌”两个部首。《八下·尾部》：“微也。从到毛在尸后。古人或饰系尾，西南夷亦然。”说明古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在臀后系尾的习俗。《十上·廌部》：“解廌，兽也。似山羊，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从豸省。”用古人以兽断狱的做法来说明廌及其功用。
同时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也影响了文字的变化。如上古最早的炊具是陶制的，所以记录炊具名称的字以及相关的字多从鬲。《说文》鬲部字有13个。后来随着青铜器逐渐取代陶器，出现不少从金与从鬲并行的异体字。后来从金的字取代从鬲的字，如“
.jpg)
”被“锅”替代；“鬴”被“釜”替代等。可见，《说文》部首中依然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探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