豊（玨）豐（丰） 禮者，人道之極也
禮者，理也；禮者，履也，禮是理的付諸，當年周公制禮可能是對身邊許多無理的直接反應。“豊”把中華民族自伏羲以來最健全的思維方式鑄於其中，“禮”則是對它的敬重。豊、禮都是一種精緻，精緻到虔誠忱著、文脈充盈，忌諱傲慢，拒絕簡單的境地。
“革命”既然是暴動，“禮”自然就是他們腳下的一地雞毛。
殷墟、周原甲骨相繼面世，面對金文、小篆字形的比較，文字界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討論，饒宗頤、孫海波、李孝定等多數堅持“豊”與“豐”原本一字，但白玉崢先生就有異議(見《甲骨文詁林》2785—2788頁)。
踏進古邦，文煙豐縷；
觸筆禮儀，蘭蕙薰蔚。
“豊”與“豐”，都是由“壴”組構起來的造字，故在釋“豊”、“豐”以前先得把“壴”再做幾句重復❶。
“壴”甲骨文作“
”，金文作“
”，小篆作“
”，本是“屮”與“豆”的結合體。“屮”是女陰，“豆”是男陽❷，“壴”的表意應該是充漲起來的男根，故給“壴”賦音為“柱”。
“柱”一具豎起之意，二還是炎帝之孫，南方炎帝之祖名。炎帝之孫名柱兒，至今秦晉人給女兒找對象，仍稱“尋柱兒”，這是因為炎帝時代，在關中西部渭河兩岸，曾經發生過柱兒和姬羅一段愛情故事。
“壴”的出現及其賦音，是遠古時代祖先崇拜的產物，就像把“
”（且）供奉起來頂禮膜拜。於是，許慎就釋：“陳樂立而上見也”，朱駿聲《通訓定聲》也釋：“為人所崇仰者皆曰壴，古以主為之”。“壴”是豊、豐的骨骼。理解了“人所崇仰”的“壴”，對於理解“豊”與“豐”這兩個維妙的造字就容易得多了。
為了方便起間，我們先釋“豐”。
甲骨文的“豐”(
，第一期字形)，是給“壴”上放置兩個“
”（亡）字的組字。“豐”是甚麼？
《儀禮·鄉射禮》中有一段敘述，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昇，設於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
這裏不僅說明豐是放置酒具的盤子，而且敘述了酒文化中“罰酒”的一般過程。既然“豐”是放置酒具的盤子，為甚麼上鑲嵌兩個“亡”字呢？“亡”在甲骨文時代是有無之“無”的意思，《古經解鉤沉》有這樣一段交代：“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戴杆以為戒”，這就把問題說清楚了。喔，原來豐國之君坐酒失國，鑲嵌二“亡”是為了警戒人君，還帶有某些懲罰的意味。
豐，殷墟卜辭用作：
(1)人名，“壬子婦豐示二屯。”
(2)地名，“王在豐貞。”
金文的豐(
)，與甲骨文“
”無別。小篆作“
”，作者大概以附會為“亡”麥芒，故訛變成了兩個麥穗的形狀。楷書的“豐”又將麥穗形狀改為兩個“丰”；“壴”的原形被斷成兩截。
“豐”的本意是古代放置酒具的托盤，《儀禮·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說的就是它的本意。從本意引伸有：
(1)富饒，《詩經·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2)茂盛，《詩經·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3)充實，《戰國策·秦》一：“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4)盛大，《易經·豐》：“豐，大也。”
(5)國名，《竹書紀年》下：“（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遂正百官，黜豐侯。”看來成王所黜之豐侯，並非上述“其君坐酒亡國”之國，可能另有他指。
(6)地名，豐縣，屬今江蘇轄；豐臺，在今北京市。
(7)都邑，《詩經·大雅·文王有聲》：“既伐於崇，作邑於豐。”豐在今西安市灃東區。
“豐”還孳乳了以下漢字：
“豐”、酆（邑）、灃（水）本為一字。隨著“豐”的意域擴大，意寓延伸，為了表意上的準確無誤，分別增加“邑”和“水”的形符。這就是漢字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繁化的內在規律，並非像有些人所說的“簡化是漢字發展的規律”。
酆，周文王、周武王在“豐”的都邑，故址在今西安市灃東區灃水東西兩岸。
灃，水名，出自西安終南山峪。灃水之西為灃京，文王都邑；灃水之東為鎬京，武王都邑。
豔（艷）:從盍（色）。盍有覆蓋之意。“豐”可覆壓世俗的華麗、光彩、美好。晉·張協《七命》詩句：“流綺星連，浮彩豔發。”
《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釋義說得過去，析形有誤。
在這裏有必要再連綴一個古字“丰”。
“丰”甲骨文作“
”，金文作“
”，小篆作“
”。“丰”(ㄈㄥ)《說文》釋：“草盛丰丰也。從生上下達也。”許慎與其說“草盛丰丰也”，不如說“樹木丰丰也”，因為“丰”是表意樹木的。我國春秋以前的墓葬原則是“不封不樹”，就是說既不封成土堆，也不在土堆上栽植樹木，以樹立標誌，其實這個“封”就是樹立的“樹”，從甲骨文到小篆都是一棵樹木的造字，許慎說“從生上下達也”是對的。
我們現在所謂的“封建”，就是西周初期的“封土建邦”，而“邦”(金文作“
”)就是周天子樹起之邑，或者說是諸侯拿上“丰”去建立自己的邦邑。再深一點說，諸侯(“夂”腳)一旦踏上這個“丰”，便可“逢”兇化吉，登“峰”造極，和“鋒”芒畢露了。楷書的“丰”，也有字理：它是由四個陽爻穿插組構而成，或者說是“ㄧ”（時間符號）對“☰”（乾）的三通，這都是對人生命力的張揚。
“丰”的本意是樹的形象的樹立，引伸有：
(1)體態豐滿，《詩經·鄭風·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
(2)風度神采，清·江藩《漢學師承記朱筠》：“天下士仰慕丰采，望風景附。”
(3)姿態美好，《太平廣記·紀聞》：“有貴主，年二十餘，丰姿絕世。”
(4)雍容華麗，南朝·謝靈運詩句：“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5)豐盛茂密，漢·司馬相如《長門賦》：“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
概而言之，“豐”是植物自然生命的茂盛；“丰”是人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旺盛，“豐”和“丰”原則上說是有區別的。但是，如今“丰”作“豐”的簡化體也不是不可以的，而“沣”、“艳”都改過來了，就是這個“酆”一改就變成“邦”了，這是“系統”出了問題，牽一髮動全身，怎一個“規範”了得！
“豊”自丰、豐中孕育，從人類進化中走來，也是人性升華的反映。
現在釋“豊”。
在釋“豊”之前，先將荀子《禮論篇》中的一段論述抄錄如下，對我們進一步理解“禮”字的出現及其基本含意或許是有幫助的：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争，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儀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
“豊”是“壴”與“玉”的造字。
“豊”甲骨文作“
”、金文作“
”，小篆作“
”(省了一豎畫“壴”形斷裂)。上面無論兩橫或三橫，都是“玉”的表意；而“玨”是合在一起兩玉的表意。“壴”頭上加“玨”為會意字。玨(ㄐㄩㄝ)仍是坤卦符號“☷”的加畫處理，是兩塊玉的表意。“壴”和“玨”的組合，不僅是玉的多有、置放，更有意思的是兩塊玉相互的碰撞可以發出清脆響亮的聲音。因此發聲的樂器如琴瑟、琵琶之類也由它組字，以體現音的純正、悠揚、雅致。這就為“豊”質的表意埋有伏筆。
楷書“豊”的字體，是對小篆斷筆的連接，不僅玉、壴相離，而且“玨”的形狀也顯得模糊並訛作“曲”。
為甚麼“壴”上加“玨”就是“豊”？
讓我們用理性的思維去撫摸吧。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玉的闡釋有如下一段敘述：
“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尃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鋭廉而不技，絜之方也。”
他說玉像人一樣具有五種美德：溫潤光澤似仁，從外知裏似義，其聲清揚似智，甯折不撓似勇，有棱角而不鋒利，易於接近的人格內涵和人格力量。
考古發現華夏民族利用玉的價值至少也有九千年的歷史了。最早是在河南裴李崗文化遺址墓葬中，一個人頭骨頸下有一塊硬幣大小的綠松石。綠松石是一種美玉，遠古時代是作為溝通天地鬼神的禮器、法器，後來還成為人的美德的象徵。崇尚美玉是人性的追求。
前面說“豐”時已經說過，“壴”是祖先崇拜的物化，是人所崇仰的神聖，“壴”上加“玨”，請讀者朋友猜猜，“豊”應該是甚麼？
“豊”是人類自有文明以來，人文精神的延襲，人性傳承的歷練，人格賦稟的體範。概而言之，“豊”是中華民族人文，人性，人格凝聚的物理象徵。
“豊”是漢字的，更是民族的。“豊”就是中華民族為自己大寫的一個“人”字，它占據了巨大的空間體量。把漢字的創造融溶於藝術，把漢字字形融溶於美學，幾千年的歲月也就化為人格性的結構了，因此：
澧，從水。“豊水”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永不乾涸的人文之江河，《列子·湯問篇》也有“甘露降，澧泉涌”之說。
鱧，從魚。 “豊魚”是中華民族享有的海闊天空，取之不竭，用之有餘，滋養肌膚，英毓精神的文化佳饈，《詩經·小雅·魚麗》：“魚麗於罶，魴，鱧。”
醴，從酉。“豊酒”是中華民族世代為之酣暢淋漓，為之陶醉的甘醇濁醪，《詩經·小雅·吉日》：“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醴泉，因泉而醴的唐置縣名，今被改為“礼泉”，於是該縣政要便可堂而皇之地自詡：礼出於斯。
“豊”是民族骨子裏傳承的敬物，自然要發乎情而止於“體”，自然要發乎情而止於“禮”。
體，從骨。“豊”要用身心去承載，故加骨。“豊骨”是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毓秀魂魄，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大廈的享有和支撐，又是中華民族溶化在血液中的那種人格氣象。幾千年來，無論是國體，政體，民體，團體，個體這個“豊”是入了骨的，是须臾不能丢掉的。
禮，從示。“示豊”就是示卑而敬人。示卑而敬人，是中華民族人文精神上的儀式再現；是文化傳承生活化了的文化義向；是人之為人的最高境界；是民族神龕裏必須膜拜的尊位；是你我無處不有的偉岸形象之所在。《易經·繫辭上》：“禮言恭，謙者也，致恭以存其位者也”。禮，中國文化傳統的最為基本的內容。用現代人表述的方式就是“文明”、“秩序”、“和諧”。禮，不在書齋，而在庶世。
《說文》：“豊，行禮之器也。從豆，象形。”許慎從析形到釋意都是錯誤的。其實“豊”不從豆，他是按小篆形體所做的誤析；它也不是甚麼“行禮之器”，“禮器”是青銅祭器的總稱，但不是具體祭器的名稱，歷代的青銅祭器中有鼎、鬲、簋、盤、盂等，沒有一件稱豊的。
大概由於“體”筆畫繁多，被“文改”拉出了一個人伕的“体”做“體”的替換。先不說對“體”文化含帶的消弭，僅就“体”的含意來説也有些煞其風景。
体(ㄅㄣ)的本意為粗劣，在古代是專指抬棺材的人伕，《資治通鑑》二五二就有記載，唐咸通十二年：“葬文懿公主……賜酒百斛，餅餤四十橐駝，以飼体夫。”有人會說“人本”不就是人的身體嗎？這是“体伕”的自問自答。
禮，被簡化為“礼”，簡是簡單了，但是文字是社會人文的反映，相信社會的發展絕不會越來越簡單，而恰恰是它的相反。“簡化”減掉了“禮”的那虔誠而充滿的忱著，堅定而充盈的文脈。
禮者，理也；禮者，履也，禮是理的付諸，當年周公制禮可能是對身邊許多無理的直接反應。“豊”把中華民族自伏羲以來最健全的思維方式鑄於其中，“禮”則是對它的敬重。豊、禮都是一種精緻，精緻到虔誠忱著、文脈充盈，忌諱傲慢，拒絕簡單的境地。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老先生是說，作為人如果不仁義了，是與“禮”沾不上邊的；人如果不仁義了，也與“樂”掛不上鉤的。“革命”既然是暴動，“禮”自然就是他們腳下的一地雞毛。
荀子曰：禮者，人道之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