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文字的定义关于文字的概念，历来存在较大的争议。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说： 文字是 “语言的书写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约定俗成的视觉信号系统。这些符号要能灵活的书写由声音构成的语言，使信息送到远方，传到后代”。《汉语大词典》解释为： 文字是 “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现代汉语词典》认为： 文字是 “记录语言的符号，如汉字、拉丁字母等。语言的书面形式，如汉文、英文等”。三本工具书的定义，表达的是语言学界的强势观点，都认为文字是为克服语言转瞬即逝的时空局限而创造出来的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人们书面交际的工具，是语言信息的载体。这种观点来源于西方，出诸索绪尔之口，是索绪尔明确针对西方拼音文字所说的话，却成为我国语言学界的强势观点。
从文字记录语言的角度说，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已经牢固地树立了这样的观点，把语言看成是思维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语言与意识相互依存，因此，语言是思维的必要条件，这样，文字就只能在语言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发展。因为甚至最古老的文字几乎总是表达某些共同的 （其中包括抽象的）概念，然而任何一个共同的概念 （更不用说抽象概念了）如果没有语言来表达它，就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固定下来。由于语言是一种语音符号，发出即逝，因此在人类还没有学会语音存储与传递技术以前，它一直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 “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 ( 陈澧： 《东塾读书记》卷一) 因此人类在语言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文字，用来记录语言。有了文字，人类的语言便得到储存与传递，人类的知识、经验、发明、创造等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才得以传播和推广。
与我国语言学界的这种基本观点相反，在西方，那些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用拼音文字写成的辞书中，也很少见把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说法塞进有关文字的词条。《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就认为，文字是 “人类用来进行交际的约定俗成的可见符号系统”，而不说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
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字与语言是并列发展的，文字不是语言的附庸。陈望道先生早在1925年就强调： “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绝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人们知道用声音表达思想，也就知道用形象表达思想。知道从口嘴到耳朵的传达法，一面就又知道从手指到眼睛的传达法。”[3]文字是独立于语言的一种符号系统。
亚里士多德在 《论心灵》 中说： “心灵没有意象就永远不能思考。” “物象” 、“象”，就是人凭感官可以直接捕捉到的事物外在形象或现象，史前人类的这种能力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一种更高知觉层次的 “意象”思维能力。“物象”、“象”与 “意象”一起构成了中国人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介质和工具，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能够精致辨形、归纳，并创造的形象思维能力。彩陶纹样的繁复变化、纹样图案向符号规律性的演变，正是史前先民丰富而模糊的审美感知和创造性的形象概括能力的一种外化。尽管现代人的形象思维也是以存在发达的语言为基础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思维几乎可以不必通过词语形式而实现。比如《守株待兔》的寓言中，耕地的农夫眼睛看到飞奔的兔子撞到树上死去，于是联想到可能有另一只兔子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撞到树上，这样的思维完全是以图像形式进行的。从视觉角度讲，图画是人类观察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形象并且对其模仿、再现的结果，是具体的、直接的形象思维的产物。因此，文字，特别是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完全可能直接与思维形成联系。基于此，前苏联语言学家季亚康诺夫把图画文字定义为 “为进行跨越时空的交际而记录思想的最早的方式”。[4]并认定文字本身就是信息载体，而不是语言这种载体的载体。
我们认为文字是一种书写的视觉符号，任何一种文字符号系统都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的约定俗成的视觉信号系统。
语言有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文字既可以与声音相联系，也可以与意义相联系。它比语言优越的地方在于它不是音响型的，而是图像型的，图像性是文字体制自立的本质。当文字与声音相联系的时候，它的图像性锐减，受时空的制约则增大，成为一种完全依附于口语的非自立的体制，“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这样，就构成了标音体系的文字符号。当文字与意义联系的时候，它的图像性增强，成为一种超时空的不完全依附于口语的自立的体制，“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的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