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汉文字的构形方式，是人类后天美感形成的必然
审美意识虽然是人类先天的、与生俱来的，但是审美活动却是人类生命活动中自我进化的产物。
这种进化，经历了快感——美感的历程。快感与美感有着同一性，即对于在进化过程中处在最优状态中的生命的生理能量的一种鼓励； 但同时，美感又不同于快感，快感是动物与人类所共有的一种一般的愉快感觉，而美感则是只属于人类的一种特殊快感。这种特殊快感，其实质是人类生理的一种代偿机制和缺乏应激反应时的宣泄。快感满足的是外部的人为调节——现实活动，当某一功利事物被肌体所选择并引起主体的心理能量从一般向最佳转移时，这一功利事物就必然会影响到主体心理能量的人为调节过程。它所引起的快感就是机体对这一调节过程的生理鼓励。但当人类的应激反应从肌体转向信息系统的时候，它的调节机制也就从外在转向了内在——审美活动，于是美感应运而生。这时，它不再以外在的功利事物而是以内在的情感的自我实现、不再以外部行为而是以独立的内部调节来作为媒介。具体来说，在进行审美活动时，兴奋灶会因为相互诱导而被严格控制，并不被扩散，由此导致对其他部分的抑制，最终产生心理上的积极休息。例如在音乐审美活动中，会给人以解脱感、宁静感，这种解脱感、宁静感就来自从过量的应激反应中解脱以及解脱之后的宁静。局部的兴奋反而导致了其他部分的抑制，这种抑制必然会带来解脱与宁静。再比如： 对于平衡、对称、比例、和谐的审美活动，格式塔心理学发现： 人类知觉中存在着一种简化的 “心理需要”。规则图形比不规则图形在感觉上更为节能、兴奋的区域小，显然会被认为是美的。这一点与人类的心理完全一致。精神病人描画的线条往往是断裂的，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是断裂的，而且无法缓解。由此可见，好的、和谐的、美的心情，线条也是规则的； 不好的、不和谐的、不美的心情，线条必然是紊乱的。陶渊明演奏时，连琴弦也不要，说明他的心情是极为平静的，因此心理应激几乎不存在，琴弦自然是多余的。[9]
表形文字的产生和进而转化为表意文字，正是人类这种快感——美感的审美活动所蕴涵的必然。先民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需要进行信息的传递。靠什么来传递呢？在汉文字产生的传说中，就出现过 “结绳说”、“八卦说”、“仓颉造字说”等等。不论那一种传说，都体现着人类的一种功利目的——即传递信息 （亦即文字的实用价值） 。这种功利目的，形成了快感的代偿机制。但当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产生之后，我们发现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最初出现的最古老的象形图画文字，都在不断地被简化，进而线条逐步取代了图画，表意性增强并逐渐取代了象形。这是为什么呢？潘知常先生在 《诗与思的对话》 中这样解释： “快感最初是来自对于功利外物的满足，然而当功利外物脱离了功利内容时我们发现，动物仍然会从遗传出发感受到一种快感，这就是形式快感。”这种形式快感就是美感。这种美感，来自于只需要一个兴奋灶，而不是需要几个兴奋灶的积极的心理调节，即可达到满足于 “心理应激”的需要。
这种简化趋向的美感意识——形式快感的审美活动，在绘画艺术大师毕加索的 《牛的变形过程》 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证。(见图6—3)
图6—3 牛的变形过程 （毕加索作）
在1945年12月5日的图中，牛是十分逼真的、活灵活现的、惟妙惟肖的客观物体的再现。在1946年1有2日的第八稿中，牛已经被分解为块状的结构。而在1946年1月17日的第十一稿中，牛已经完全成为线条，与象形文字没有多少区别了。从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毕加索对具体事物进行抽象概括的过程。这种抽象和概括，正是文字构形中人类快感到美感的一种升华。
摹仿事物形体，是各民族早期文字的共同特点，如苏美尔文字、埃及古文字、玛雅文字等，无不如此。这些文字都体现出了毕加索 《牛的变形过程》的这种抽象概括的过程。汉文字，也经历了这种由图画到线条的抽象和概括。
下表中，甲骨文和金文最为象形，从小篆开始，文字逐步线条化、抽象化、符号化。由这些字符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汉字符号本身就有着高度的抽象化、概括化、形式化和规范化的特点，是汉民族逻辑思维的结晶，它的造型构思离不开想象、联想和推理。“由于汉字以象形为基础，在象物、象事、象意、标示的构型中具有象征性，这种象征性一经人为约定，就使它具有逻辑思维的功能。既能直接间接地激发听、视、想象去推断字义、也能从符号的构型中去反推先民造字时的逻辑思维的认识成果。”[10]
首先，先民造字时的目的，是为了记录词 （概念） ，也就是为了实现功利性目的，体现的是文字的使用价值，从而，也体现了人类在完成其功利性目的时的快感。造字的方法，则从先天的审美意识出发 （前一部分已经论述过），采用了图画象形的方式来表达概念。但是，造字的目的，又不在字本身，而在于达意，老子说：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宏大的乐声反而没有音响，最大的形象反而看不见形象。因此，文字不一定就要惟妙惟肖地逼真于图画，只须 “立象以尽意”即可，这又使得快感上升为一种美感。这就是汉字由象形抽象为线条的心理历程和逻辑依据。
其次，简化为线条后的文字，用线条构成了一种象形性的表意符号，这种符号本身，除了具有表意的功能，即实用价值之外，也同时就蕴含和发展了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中国书法是唯一使文字书写超越实用和装饰阶段，成为独立、深刻的艺术样式的艺术。由于书法形式特殊的空间——时间性质 （对抽象空间的连续分割） ，使得它在世界所有艺术中别具一格。如果再考虑到它发展过程中独特的社会、心理背景，可以说，它是东方艺术和东方美学思想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汉字构形的形式是人类先天的审美意识促成的，但是，汉字之所以没有像其他民族的文字那样转向了拼音化的道路，而是固守住其表意性，则来源于先民审美活动中内容上后天的美感要求，即对具体事物进行抽象概括。庄子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段话强调了语言的目的在于达意，领会意蕴后，应该忘掉语言。同样，构造文字的目的在于记录语言，只要记录了语言，则文字不一定要求其逼真象形，反而应该要求其简约、直观。正是这种直观感性的构字形态，长期刺激和促使了汉民族习惯于用直观的方式去认识和把握世界，形成了与西方纯理性思维不同的意象思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汉字与直观思维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正如苏新春先生所讲的那样： “汉民族在自己思维习惯的影响下选择了汉字，同时，汉字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汉字强化了汉民族的思维习惯”。[11]这种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孔子语） 的先民思维形式并不强求文字的逼真表达。因此，毕加索 《牛的变形过程》 图，正好反映出了先民审美活动的一种必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