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科学的童蒙识字课本由于我国的汉字教育起源早，因此童蒙识字课本的编纂也非常早。我国有史记载的最早的识字课本是西周宣王时的 《史籀篇》。《汉书·艺文志》说： “ 《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据专家研究，该书按字的意义关系编排而成，四字为句，二句为韵，以便学童习诵。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童蒙识字课本。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用小篆统一天下文字，李斯等人编 《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 (后人称之为 “秦三仓”) ，作为推行小篆的范本，也是童蒙识字课本。西汉初期，闾里书师将这三本书进行删改合并，去其重复字，合编为 《仓颉篇》，用以教学童识字。西汉中期到东汉，识字课本的编纂达到高峰，著名的即有： 司马相如的 《凡将篇》、李长的 《滂喜篇》、史游的 《急就篇》、扬雄的 《训纂篇》等等。直到许慎 《说文解字》出，识字课本的编纂势头才渐趋平息。魏晋以后，直到宋代，楷书成为社会通用字体，陆续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楷书识字课本。最有影响的有： 南朝梁代周嗣成奉敕编成的 《千字文》 ，宋朝王应麟等编的 《三字经》，宋朝佚名编的 《百家姓》 。三书后被合称为 “三、百、千”，成为几百年使用不衰的识字课本，一直使用到清末，直到今天仍被人念念不忘。这些课本是汉字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选录常用字。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高的识字效率，使学习者尽可能快地获得阅读能力，汉字教学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识字教材选录的必须是常用字。古代童蒙识字课本在常用字的选择上非常成功，其重要标志是： 每个时代的课本选字都能被后代的课本所传承。周宣王时的 《史籀篇》，成为秦代识字教材的底本。据班固所云，李斯等编 《仓颉篇》等书，“文字多取 《史籀篇》 ，而篆体复颇异”； 到东汉建武时，《史籀篇》仍在，只是 “亡六篇矣”； 秦代 《仓颉篇》仍被汉初闾里书师采用教学童识字； “三、百、千”流传在汉字教学中几百年而不衰。这些事实都说明，历代字书对常用字的选择是科学而成功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字种都属社会基本用字，并不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而被废弃。
第二，收字数量科学适用。汉字数量大，而且，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汉字的数量总是在或快或慢地增加着。但是，汉字总数虽然增加，社会常用字种和字量却是基本稳定的。汉字初级教学字量应当与社会常用字量大致持平。古代的童蒙识字课本在字量的确定上为我们提供了范例。从 《仓颉篇》到 “三、百、千”，每部课本的收字量约在1000～2000左右，同时并用的成套识字课本的总字数约在3000～4000左右。据 《说文·叙》，“秦三仓”经西汉闾里书师整理后，删去其重复之字，“合六十字一章，共五十五章”，共计3300多字，则各篇约1000多字。西汉初期，儿童识字仍以 “秦三仓”为教材，识字量为3000多字。西汉中期以后，汉代人开始自己编识字教材，《训纂篇》、《滂喜篇》各2400字，史游 《急就篇》 2100多字，流传到清末的 “三、百、千”，一共2000多字。用当代汉字字频统计和社会常用字的研究成果进行验证，2000～4000字几乎是中国历代社会常用字的恒量。周有光曾对当代各家对现代汉字字频的统计结果进行了分析归纳，抽象出了“汉字出现频率不平衡规律，也叫汉字效用递减率”[4]。这个规律可表述为： 最高频的1000字，覆盖率大约是90%; 以后每增加1000字，大约提高覆盖率1/10。根据汉字效用递减率，3800个字种覆盖率为99.9%。我国历代字书的收字量，与当代人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统计出的结果若合符节，这充分体现了古代字频研究和社会常用字统计的水平。
我国历代各类著作所用不重复字数很少有超过4000字者。这说明我国历代的社会常用字有一个恒量，这就是在3000字上下。因此，尽管史籍语焉不详，我国古代围绕汉字教育所进行的字频研究和常用字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我国童蒙识字教材编纂的科学性。[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