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汉字教学的起源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在汉字被应用于政治生活和社会交际的同时，汉字教学就已经开始了。根据考古文献研究，在汉字系统形成的殷商时期，习字学书就已经成为当时教育的重要内容。郭沫若的 《殷墟粹编》 1465～1479片，收有刻写六甲表的前12行，他在 《序言》中指出，这是商人教子弟刻写文字的记录。张政爙通过对各代文物的比较考证，肯定了郭说。他指出： “我们知道殷墟卜骨上常见学刻六甲表的前几行，居延汉简上常见学写 《仓颉篇》、《急就篇》的前几句，汉砖上也常见学写 《春秋公羊传》的首章，都是学书者所作，事情或许相同”[1]。这说明，商代确有教学习字的 “书学”，只是当时的文字主要掌握在巫史手里，汉字教学因而也只是极少数人的内部行为而已。
西周时期，汉字教学已经被正式列入学制。据 《周礼》记载，“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所谓 “六书”，即殷商时期的 “书学”，属识字教育的内容。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叙》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就是说，“六书”是 “国子”入学后最先学习的内容。
此后，汉字教学就成为历代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承周制，是西周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当朝重臣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亲自主持编写童蒙识字课本，可知秦王朝对识字教育的重视。汉代统治者不仅重视汉字教学，还在法律中作出具体规定。据 《汉书·艺文志》记载：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 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从此，识字教育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汉时已经有了类似今天小学的 “书馆”。王国维说： “汉时教初学之所名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 《仓颉》 《凡将》 《急就》 《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2]。崔实 《四民月令》说： “正月，民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砚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 “小学”即书馆，“篇章”即童蒙识字课本。幼童即开始进行识字教育，历代无不如此。宋陆游诗曰：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 自注曰： 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 “冬学”； 所读《杂字》 《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3]。描绘的虽是南宋农村儿童习字学书的景象，但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