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文字阶段
目前所说的古文字阶段，一般指殷商晚期到秦代。这个阶段既包括古文字学界划分出的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系文字等研究分支所涉及的古文字形体，也涵盖了传统文字学中的古文、籀文、大篆和小篆。古文字阶段汉字形体的基本特征，是以曲线线条为书写元素而形成的，具有较强的形象性。
早期古文字的书写方式，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用的是“描绘式”书写方法，形体线条是随客观物体轮廓样式描绘出来的，实物轮廓是文字符号形成的基础。因此，在殷商甲骨文、金文和西周早期金文中，出现了填实、肥笔的块状或粗线条，或使用勾勒办法表现物体的轮廓，文字形体富有鲜明的形象性特征。比如：“光”作 .jpg){kind=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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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牛”作.jpg){kind=small}
（金文）、“羊”作.jpg){kind=small}
（金文）、“虎”作.jpg){kind=small}
（甲骨文）、“象”作.jpg){kind=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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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这些字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客观对象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商代和西周早期金文中保留不少形象性较强的形体。殷商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了，绝大多数甲骨文字已开始摆脱图绘的性质，呈线条化趋势，结构匀称，笔画劲直。这与书写工具有一定关系，因为是刀刻于甲骨之上，所以字形笔画瘦硬而刚劲有力。殷代金文，如“妇好”墓铜器群上的铭文，“司母戊”方鼎、“禾大”方鼎、小臣艅犀尊、我作父己簋、宰甫簋等器上的铭文，仍显得厚重古拙，凡是以客观物象为基础构成的象形字或偏旁，都有很强的象形意味。甲骨文中有些手书刻辞，也与殷金文相一致，有笔锋，有肥笔，即所谓“画中肥而首尾出锋”。[1]
西周早期金文，如利簋、天亡簋，何尊、保卣、令彝、大盂鼎等，文字形体与殷商金文基本一致。例如从“宀”的字均作.jpg){kind=small}
，尖顶方角；“王”字下横作肥笔，像斧刃之形，甲骨文作.jpg){kind=small}
(合26734)，为虚勾写法；“女、人”等形，均作跽跪之状，而且足形明显；“隹”像短尾鸟形，鸟爪明晰可辨；“又、事、有”等字“又”作肥笔出锋；“天”字头部填实。这些形体特点从殷商金文沿续到康王以后。昭、穆王时代的铭文形态已开始呈现变化，形体趋向规整，线条更加匀称，行款也更加整齐，如长囟盉、召卣、班簋、静簋等。
西周中期，是汉字形体发展的过渡时期。西周中期金文形体符号化、规整化程度进一步增强，构成字形婉转均匀的曲线线条，是用“篆引式”方法书写的。前期肥笔现象也有保留，但大多数笔画已变为头尾匀称的线条，象形意味相对减弱，如“女、人”腿部逐渐趋直，“宀”两角变得圆转，“隹”之爪形也渐渐模糊，“天”上填实的头部或变为一横，等等。书写方式也逐步改变“随体诘诎”、以物绘形的特点，呈篆引笔势，字的整体轮廓多为方形。铭文通篇布局也追求整齐方正，象早期大盂鼎那种横竖成行的布局已较流行，如永盂、墙盘、曶鼎、即簋、免簋、大克鼎、小克鼎、大师虘簋等器，铭文布局都是如此。而且，还有一些标画长方格的器铭，这体现出对布局工整的着意追求。
西周晚期，粗肥笔基本消失，字体多呈长方形，点画完全线条化，用笔圆润，结体均匀。从史颂诸器、兮甲盘、毛公鼎、驹父盨盖、虢季子白盘等铜器铭文看，这一时期铭文整体布白讲究，字形清秀工整。
春秋以后，诸侯各国自铸礼器之风盛行，春秋前期铭文大致继承西周晚期的传统。春秋后期到战国时代，汉字形体变化迅速，地域特色逐步形成，草率之体，纤细流利之作日盛。同时美饰文字出现，如吴、越、楚、蔡等南方诸国，注重文字的装饰性，鸟虫书体流行，而中山王器和齐器等铭文，则多以点画装饰。
战国文字使用范围日益扩大，竹简帛书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字形草率诡变，地域分歧愈加明显，齐、楚、三晋、燕等国文字各具不同的特色。战国文字逐步改变了西周文字婉转连绵的曲线线条，出现了以短促便捷的直线线条组合来书写的形体。不过，这种“线条组合”也可以说是“篆引式”书写的简率快捷化，总体上，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摆脱古文字阶段以曲线线条为主要书写单位的格局。
秦国文字则更多地传承了西周以来的风格特点，并且演变成结体颀长，笔画圆转流畅的小篆。这种变化可上溯到春秋时代的秦公钟、镈（秦武公时代）、秦公簋（秦景公时代）和石鼓文，到战国时代的商鞅方升、秦封宗邑瓦书等器，秦篆的书写形态基本上已经形成。由此看来，旧说丞相李斯作小篆是不可靠的，李斯很可能只是秦统一后领导系统整理秦国文字，并用秦文字规范统一全国文字的代表。小篆的定型和推广是古文字长期发展的自然结果，小篆也是古文字形体发展的终结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