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明清时期的字书《字鉴》《字汇》《正字通》和《康熙字典》是元明清时期出现的几部影响颇大的字书，这些字书既延续了《说文》以来字书编纂的优良传统，在规范文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根据汉字发展和运用的实际，在字书编纂体例上有所创新。
元代李文仲撰《字鉴》五卷。文仲，自署吴郡学生，其事迹无考。文仲因伯父李世英编《类韵》，于文字点画尚有未及校正者，于是编成此书，“辨正点画，刊除俗谬”。全书按平、上、去、入206部编列诸字，平声57部分为上、下两卷，上、去、入各一卷，共五卷。每字先出反切注音，再引《说文》分析文字构造，指明俗讹形体。在辨正俗讹时，《字鉴》“递互研考”，辨别一字，则辗转涉及到一系列相关的字，举一而反三。《字鉴》对《说文》以外的诸家字书，不仅能择善征引，还能纠正其偏失。《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该书“深得变通之宜，亦非泥古骇俗者所可比也”[1]。《字鉴》辨正文字重本源，分析形体能兼及流变，是一部有着较高文字学水平和实用价值的字书。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梅膺祚编纂完成《字汇》十四卷。梅膺祚，字诞生，宣城人。《字汇》体例缜密，编纂精善，改进部首，创造了笔画检字法，对字书的编辑和汉字的规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明清时期一部影响很大的字书。
《字汇》依据楷书字形结构的特点，将沿袭已久的《说文》540部做了删除、归并和调整，设立214部以统率所收之字，改革后的分部更加符合楷书实际。《说文》系统字书一般都遵循“分别部居，据形系联”的原则编排所收各字。韵书产生后，出现了依据四声和韵次编排的字书。《字汇》在继承“分别部居”编纂传统的同时，摒弃了“据形系联”的编排方法，创造了按照笔画编排和检字的方法。从一画至十七画，按照楷书笔画多少排列214部，再按子、丑、寅、卯等十二支分为十二集，统属全书所收33179字。每卷前列有图表，标明某画之字在某篇，查检起来，如按图索骥，异常方便。梅氏创造的以笔画为核心的编排和索检方法，详密周到，简便易学好用，是字书编纂的一大创造发明，至今仍为字书编排和检字的最基本方法。
《字汇》收字的原则是“通俗用”。《凡例》说：“字宗《正韵》，已得其概，而增以《说文》，参以《韵会》，皆本经史通俗用者，若《篇海》所辑怪僻之字，悉芟不录。”这体现了作者对常用汉字的正确看法。卷首所列“从古”“遵时”“古今通用”三项，可以说是为“通俗用”的收字原则作具体的阐释。所谓“从古”，指俗字不合“六书”之理的，应从古而不应从俗，共列出164组字；所谓“遵时”，就是为求便用，遵循通行字而不必拘泥其古体，共列出113字；所谓“古今通用”，指这些古今通用的字，使用者好古趋时，可以各随其便，共列出135对。作者所立“从古”“遵时”“古今通用”的原则，为社会用字确定了规范，对正俗匡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社会用字有着辩证的认识，不泥于古，也不流于俗，“从古”以求其真，“遵时”以趋便捷，“通用”之字各取所好。《字汇》的注释，先出反切注音，再进行释义，最后依据《说文》分析构形之旨。《字汇》注音采用了反切、直音、四声互证、音近某等四种方式，较以前任何一部字书都更详明。《字汇》释义，分陈义项，举列书证，并引用《说文》《尔雅》等书的解释作为辅证，释义比较细密。《字汇》的附录也很有实用价值，如“运笔”论笔画顺序起止，“辨似”辨析形近易误字，“醒误”对坊间书本的俗误字予以辨正，这些附录材料有助于汉字的规范。
《字汇》在字书编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笔画检字的创立和对《说文》部首的改革，使传统字书的编纂更加符合汉字发展的实际，更加关注社会的用字和规范。因此，《字汇》问世后，“老师宿儒，蒙童小子，莫不群而习之”，“人人奉为拱璧”。[2]当然，作为一部大型字书，《字汇》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也在所难免，清代吴任巨著《字汇补》，对《字汇》的不足多有补正。
《正字通》十二卷，明张自烈编纂，或题清廖文英编纂。《正字通》以《字汇》为蓝本，该书的分部、笔画索检、编排次第，都与《字汇》相同。《正字通》甚至可以说是《字汇》的修订本。《正字通》对《字汇》的主要修订有：(1) 《字汇》原将古、籀、篆、隶和讹俗异体分部分画编排；《正字通》则集中列于本部字之后，检索到本字，也就同时查到该字古今讹俗诸体。(2) 《字汇》注引经史子集为书证，剪裁上下文，略去原注；《正字通》则根据本文，使引文首尾相续，更为完整，并随引文加注释，以便利学者。(3) 《正字通》收字稍益出《字汇》，采辑了佛教诸经和医方杂技诸家用字，据每部所记附增字数，12集增大字357个，注附增小字近120个。(4) 调整注音。一是删除多余的反切；二是调整不合理的叶音。(5) 修订讹误。《正字通》对《字汇》之误多有纠正，凡《字汇》误者，则注明旧本旧注误，凡是《字汇》沿袭各种字书韵书错讹的，则注明某书某说误。《正字通》与《字汇》一样曾广为流行，是《康熙字典》的编纂蓝本，在规范文字和传播文字知识方面有一定贡献。
《康熙字典》又称《字典》，由张玉书、陈廷敬等30人奉敕撰修，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由集体合作编纂而成的字书。《康熙字典》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开修，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编成。
《康熙字典》作为传统字书的集大成者，在体例上更加完善。全书分部次第，一仍《字汇》《正字通》体例，列214部，以十二支纪十二集，每集分三卷，统属47035字(不含古文1995字)。先出“总目”“检字”“辨似”“等韵”各一卷，后附“补遗”“备考”各一卷。部首按笔画多少先后排列，部中列字也按笔画多少为序。每字之下先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正韵》音切，再训释其义，然后列出别音别义和古音韵，引述书证旧典，详其始末，使语有凭据。凡是有所考辨的，则附于注末并加“按”字标明。如果字有古体，则列于本字之下，至于重文、别体、俗书、讹字则附出于注后，并从其字之偏旁部首，别出于诸部，注明互见。《康熙字典》以《字汇》《正字通》为蓝本，又兼采各类传统字书的优点。《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康熙字典》“每字必载古体，用《说文》例；改从隶书，用《集韵》例；兼载重文、别体、俗书、讹字，用《干禄字书》例；皆缀于注后，用《复古编》例；仍从其字之偏旁，别出于诸部，用《广韵》互见例；至于增入之字，各依字画多寡，列于其数之末，则《说文》之新附、《礼部韵略》之续降例也”。
《康熙字典》体例上取《字汇》《正字通》之长，内容方面又做了许多改进，该书《凡例》对改进之处做了如下说明：(1) 字形方面，对偏旁点画缺略的予以厘正；(2) 对注音不确当的予以更正；(3) 对分部明显不合乎字形结构特点的进行适当调整；(4) 对繁冗重复的音训予以删减；(5) 对收字未尽的，从字书、韵书、经史子集中广泛搜集予以增补；(6) 对收字重出的进行考校归并；(7) 对援引诸书不载篇名且多讹舛的，注明援引某书某篇并纠正讹误；(8) 对援引篆籀繁琐不当的进行精简删除。《康熙字典》对《字汇》《正字通》的上述改进，是传统字书编纂水平的一次较大提升。
《康熙字典》御敕撰修，规模宏大，体例严谨，收字全面，繁简得当，权威实用，代表了传统字书编纂的最高水平，是传统字书名副其实的集大成者。《康熙字典》问世后不胫而走，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去取得中，权衡尽善”，“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实际上任何一部字书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康熙字典》也同样存在不少不足。清人王引之奉旨校订《康熙字典》，校正引书名和篇名错误、引文脱讹错乱、删节失当、断句错误、字形讹错等方面的错误达2588条，纂成《康熙字典考证》一书。
传统字书的编纂，自许慎《说文解字》以来一直代表文字学历史发展的主流，不同时代产生的众多字书，不仅客观上保存和体现了不同时期文字学研究的成果和发展轨迹，而且适应了社会发展和语言文字实际使用的要求，为汉字的规范统一提供了遵循的典范。数千年来汉字得以持续稳定发展，在传承中华文化和民族团结统一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伟大作用，这其中历代字书功不可没！
近代以来，在艰苦卓绝的救亡图存的斗争中，中国社会和文化实现了历史转型。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古老的汉字也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跨入语文现代化的新时代。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发布的关于语言文字的法规、政策和各种汉字规范，适应了语文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汉字规范化、信息化和标准化水平日益提高。与此同时，汉语字书的编纂也发扬传统，与时俱进，既编纂出《汉语大字典》这样收录古今文字的大型字书，也编纂出《新华字典》一类广泛流行的日用字典，各类字书在语言文字的教育和规范方面依然发挥着典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