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创制和形成的可能路径从对古代汉字起源传说的审视，到对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材料的梳理，再到对夏和商代早期文字踪迹的追溯，我们虽然还不能完全揭开汉字起源的谜底，但大体上可以描绘出汉字初创和形成的可能路径。
汉字的形成与世界上一般文字体系的发生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过程，这个过程是文字发生的机制逐步建立，符号素材逐步积累，符号创制方法逐步完善，记事（传达信息）方法逐步改进(由实物、符号、图画助记到记录语言)的过程。中国考古学发现表明，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在我国西北、中原、东北、山东半岛和长江中下游等广大地区，先民们曾有过多种创制文字的尝试，正是这些尝试拉开了汉字创制的序幕。龙山文化刻划符号的成行出现，已经显示原始文字呼之欲出的态势。
龙山文化晚期相当于我国历史记载的夏代初期，这正是我国古代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就是夏代，考古发现的相当于夏代的文化遗存表明，当时已进入阶级社会和文明时代。“到夏代初期的龙山文化晚期，从考古发现来看，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进入青铜时代。”[1]夏代是汉字进入创制并形成体系的时代具有极大的可能性。登封王城岗、襄汾陶寺、偃师二里头、赤峰三座店等遗址中发现的陶文，与汉字都属于一个系统，可能是夏代文字的珍贵样本。根据文献记录，夏代已经拥有图书[2]，图书的出现自然也就是文字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尚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段记载比较可信，说明夏商之际已经有了“典册”。新出西周青铜器[XCHAR[R202008224_FZFSK_F9C3]]公盨有这样的记载：“天令（命）禹尃（敷）土，墮山浚川，廼差方设征，降民監德。”这篇铭文与《尚书》《诗经》《大戴礼记》等文献关于禹治水等事迹的记载可相印证，有的文句也完全相同，这表明传世文献一定渊源有自，很可能是夏代历史和传说记录的传承。由西周青铜器铭文与传世文献关于禹的记载的一致性，也可以推知关于夏代的历史应该早有文字记载传世。因此，无论从考古实物还是文献记载来看，到夏代汉字的创制应该已经基本完成，夏代之后汉字进入到发展完善的阶段。
商前期二里岗陶文和骨刻文字、小双桥朱书陶文、藁城台西陶文、清江吴城陶文等，都是商代前期、中期之物，与殷墟甲骨文为一脉相承的关系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材料的发现，可以让人一窥商代早期汉字的面貌。商代早期这些文字的形态结构与王城岗、陶寺、三座店陶文是一致的，它们也多是零星出现，不可连读。商代前期汉字的确定，可以进一步说明王城岗等陶文也应当是早期汉字。这样，就很自然地建立起由殷商甲骨文——商中期陶文——商前期文字的追溯线索，进而可以系连到二里头(三、四期与商前期)和王城岗陶文。以上建立在考古学材料基础上的系连，说明汉字在夏代已经形成是合乎情理的推论。
以上的介绍和梳理显示，汉字的创制和形成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1) 原始文字的出现：我国原始文字的创制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贾湖遗址的甲骨刻划符号可能就是原始文字的形态。经过各个文化区域文字创制的艰难尝试和漫长探索历程，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文字符号实现了重要的改进和丰富，在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中出现了成行的文字符号，表明文字的创制已经迎来灿烂的曙光。我国广大地区新石器时代出现的原始文字为汉字的创制和形成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背景。
(2) 汉字的创制和形成：经历新石器晚期的进一步发展，到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建立之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夏人创制的文字逐步发展到成熟阶段，最终形成了沿用至今的汉字系统。商汤灭夏桀之后(公元前16世纪)，沿续承袭了夏人创造的汉字（不排除商人早已使用），历经200多年的进一步改进完善，发展到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商晚期的水平。
(3) 汉字创制的机理和形成的进程：图画符号和刻划符号是创制汉字的符号源泉；汉字创制的机理，大概与一般文字的产生相似，首先是由图画符号发展为图画文字，然后由图画文字演进成为有特定意义的初文，在初文的基础上逐渐改变意义，扩大功能，孳乳繁衍，日趋完善，最后发展成为成熟的文字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