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构造与“六书”说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对汉字构形的分析，传统文字学的理论核心“六书”在先秦就有了。根据《周礼·地官·保氏》的记载，王室教育贵族子弟，要学习“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等“六艺”科目，“六书”作为“六艺”之一，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不过，《周礼》提到的“六书”，只有名目，具体包含什么内容并没有涉及。汉代郑玄给《周礼》作注释，引用郑众的说法，认为“六书”指的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班固提到的“六书”名称与郑众略有差异，他还特别指出“六书”是“造字之本”。许慎《说文解字·叙》首次对“六书”作出明确的界定并举例加以说明，许慎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名目，三家完全相同的，只有“象形、转注、假借”；至于“象事”“指事”与“处事”，“象意”与“会意”以及“象声”“谐声”与“形声”等，是否就有实质性的差别，因班固、郑众无具体解说，不得考其原意，难以作出结论。至于三家“六书”排序的差别，是否另有深意，也很难说清楚。从学术渊源来看，三家“六书”说实际上出于同一师门，都是从刘向、刘歆父子那儿直接或间接传承下来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编纂而成，郑众的父亲郑兴是刘歆的弟子，许慎师从贾逵，而贾逵的父亲贾徽也是刘歆的弟子。《后汉书·郑兴传》：“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唐兰认为：“周礼和左传都属古学，所以两个六书说的不同，显然就是郑学和贾学的不同。”[1]“郑许都是刘歆的再传或再再传弟子，所以可以认为是刘歆一家之学。”[2]三家“六书”说既然渊源相同，大概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许慎对“六书”解释，一直是理解“六书”所遵循的经典理论。由于许慎所作的定义过于简略，后人的理解也存在着各种分歧，尤其是“转注”一书，众说纷纭，至今都没有形成共识。自东汉以来，“六书”就成为汉字构造分析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到宋代以后还出现了各种以“六书”为名目的字书，对“六书”的分类也越来越精细，这就是文字学史上提到的宋元时期的“六书”之学。但是，历史上研究“六书”的文字学者，大都拘泥于《说文》，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虽然有的著作条分缕析，看似精细，实际上却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根据研究，“六书”并不都是处于同一层次的概念，也就是说“六书”并不全是代表汉字结构类型的。许慎《说文解字·序》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许慎把汉字的构造，分为“文”与“字”两类，“文”指的是以象形为代表的表意字，“字”则指的是形声相益而孳乳的形声字。“六书”不仅包含了不同类型的“文”和“字”，还包括了文字使用方法。清戴震认为，“六书”之中只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是造字之法，“转注”“假借”二者是用字之法。[3]今天看来，“六书”实际上包含了三个层次：“指事、象形、会意、形声”，概括的是汉字的结构类型；“假借”，揭示的是汉字运用中的同音借用现象；“转注”指的可能是汉字形体的孳乳分化现象，即由字义引申(“同意相受”)而追加形符构成新字(“建类一首”)。因此，“六书”只有四种是讲汉字结构的，这四种类型又统属于“文”和“字”两大类。至于“假借”“转注”，则不是分析汉字构造的。
许慎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基本上利用的是小篆形体，可供参考的古文、籀文十分有限。近百年来，大量古文字材料被发现，利用古文字材料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汉字的构造特点和规律，也进一步证明“六书”蕴涵一定的合理性。对汉字结构的分析，我们应尽可能地借鉴传统“六书”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同时依据古文字材料，对传统理论予以适当完善和改进。
作为世界上持续使用至今的唯一古典文字系统，汉字与表音文字相比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一方面汉字系统保持着自己“以形表意”的传统，那些“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描摹客观世界物象特征而创制的符号被长期传承使用；另一方面通过记录词语读音，“形声相益”而孳乳派生出的形声字则成为汉字系统的主体。同时，利用“依声托事”的假借方法，使得汉字符号系统中还出现假借字这样一类纯粹记音的符号。下文我们分别对这些不同结构类型的符号作简略的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