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早期规范——书同文字早在先秦时代，“书同文字”就作为文字规范的理想提出来了。《管子·君臣》提到：“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礼记·中庸》记载：“（子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管子》、《礼记》记述的“书同文”，是一种理想还是确有其事，可能还难以下一个定论。不过，西周中晚期到春秋之际，汉字形体规整划一的程度确实是非常高的，这似乎透露出当时文字规范的一些信息。文献记载的由周宣王太史籀编纂的第一部字书《史籀篇》，很可能就是当时文字整理规范留下的成果。
《史籀篇》，又简称《史篇》。《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25—56)亡六篇矣。”又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史籀篇》亡佚已久，今天无法知其梗概。据班固所说，此书为“史官教学童书”，属于识字课本一类。又说李斯等作《仓颉篇》等书，“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其编写方式、体例，自然也有所法取。由《仓颉篇》可以推测，《史籀篇》大概是按意义间的关系编排而成，四字为句，二句为韵，以便学童习诵。王国维认为，《史籀篇》盖取名于字书首句“太史籀书”，“籀”是“读”的意思，并无史籀其人，其文字为“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文字”，“《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胜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1]王氏否定有太史籀其人，进而否定其书作于周宣王时期，而主张出自春秋战国间秦人之手，此说颇为学术界推重。李学勤根据考古资料，认为：“太史籀实有其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鼎，铭文有‘史留’，当即史籀。东周的秦文字可溯源到宣王时青铜器《虢季子白盘》，恐非偶然，恐怕盘铭就是史籀倡行的字体吧？”[2]尽管我们还不能绝对肯定《史籀篇》出于周宣王之时，但就《说文解字》所存220余个籀文来看，《史籀篇》的字体结构与西周中晚期的金文和秦系文字大体相合，这表明《史籀篇》不可能迟于春秋。秦兴于西周故地，更多地继承了西周文字的风格特色，这就是籀文与秦系文字颇多一致的原因所在。《史籀篇》的成书，我们以为当与《礼记》《管子》所记“书同文（名）”的时代相近，《史籀篇》不仅是教学童的课本，也是先秦“书同文字”的范本。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为政，不统于王。战国百家争鸣，语言文字也得到高度发展；六国地域分歧，同时导致了语言文字的地域性变异，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统一度量衡的同时，实行“书同文字”的政策。秦代的“书同文字”是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的一次文字整理规范活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秦统一后施行“书同文字”，是治理天下，维护统一的一项重要措施。许慎《说文解字·序》对此也有记述：春秋以后，“诸侯为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为配合“书同文字”工作，《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这些字书为“书同文字”提供了范本，同时作为识字课本也有利于规范的推行。
秦始皇推行“书同文字”，是以秦小篆作为正体来规范六国异文的。《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序》都明确指出：《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文字多取《史籀篇》”，形体“或颇省改”，这就是当时的秦篆（小篆）。经过“书同文字”之后，六国文字异形的历史基本宣告结束，小篆成为汉字定型的系统。
到了汉代，乡里书师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字书合并，分为60字一章，共有55章，依然叫《仓颉篇》。秦汉时期，《仓颉篇》曾广为流行，汉代扬雄、杜林分别为该书作过注释。到宋代《仓颉篇》大概就亡佚了，后人已经无法知晓其面目。20世纪，西部地区和阜阳汉简《仓颉篇》残简的发现，人们对这部亡佚千余年的字书才有了具体的了解。
1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仓颉篇》，首章作“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说明《仓颉篇》的书名就是选取首章前两个字。20世纪80年代公布的阜阳汉简《仓颉篇》，应该是汉代《仓颉》《爰历》《博学》的合编本。从阜阳汉简《仓颉篇》可以进一步知道，《仓颉篇》以四字为句，每句的组成，主要是相关字词的罗列，字词之间、上下句之间意义并不追求关联性，同句与各句之间表达完整语义的很少见；一般是隔句押韵，每章一韵到底。《仓颉篇》的编排采用通行的四言韵文，为了便于记诵，尽量将意义相同、相近、相关、相类的字编到一起。
作为文字书的雏形，《仓颉篇》不仅对“书同文字”发挥了范本作用，而且也为后来字书的编纂树立了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