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宋辽时期的字书南北朝时期文字使用混乱严重，即使是儒家经典也在所难免。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中说：“五经字体，乖替者多。”唐王朝建立以后，为纠正文字使用的混乱采取了相应的语文政策。唐太宗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统一经典释义，颜师古撰《五经定本》统一经典字形，同时相继产生了一批辨析异俗、匡正讹误、统一字形的“字样”之书。
辨正文字的“字样”之书，最早的当为颜师古(571—645)的《字样》。据《旧唐书·颜师古传》载，颜氏贞观七年(633)“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宜剖析，曲尽其源”。颜元孙《干禄字书·序》也说：颜师古“贞观中刊正经籍，因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颜师古校正五经文字，为时人推重，他所录字体数纸作为校正文字的楷模，故被称作《字样》。其后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相继问世。到了宋代，有郭忠恕的《佩觹》、张有的《复古编》、娄机的《广干禄字书》、李从周的《字通》，辽代有释行均的《龙龛手镜》，这些都是辨正文字类字书的延续。这类字书中代表性的有下面几种：
《干禄字书》一卷，唐代颜元孙撰。颜元孙(?—714)，字聿修，唐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他学有渊源，以颜师古《字样》为本，“参校是非，较量同异”，增补为《干禄字书》一卷。大历九年(774)，其侄颜真卿在湖州任所将此书刊刻于石。《干禄字书·序》说：“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文……既考文辞，兼详翰墨，升沉是系，安可忽诸？用舍之间，尤须折衷。”这部字书不仅为辨正文字而作，亦为科举考试、谋求禄位功名所用，所以书名用“干禄”二字。《干禄字书》以平、上、去、入四声为纲，按206韵为次编列单字，每字之下所列异体，分别用“俗、通、正”标明。该书所说的“俗、通、正”，指的就是俗体字、通用字和正体字。对不同字体的使用和规范，该书《序》说：书写籍账、文案、券契、药方时，使用俗体字也无妨，不用则更好；通用字都是相承久远的字，在书写表奏、笺启、尺牍、判状时可以使用；正体字每个字都有凭据，用于著述、文章、对策、碑碣之中则更为允当。颜氏对“俗、通、正”三体的分别，是根据当时汉字运用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处理的结果。“俗字”浅近，流行民间，切于日常要用；“通用字”承袭已久，通行于世，可以用于写作公文；而“正字”则是字有凭据，适用于严肃、庄重的著述文章和碑刻。在《说文》《字林》之外，《干禄字书》对“俗、通、正”三体的分别，体现了按照使用领域分类规范汉字的思想。该书的问世对澄清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经文字》三卷，唐代张参撰，其书编成于唐大历十一年(776)。张参为当时名儒，精通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大历十年(775)张参受诏参与“勘校经本”，集录经书疑文互体，按照160部编次，分为三卷，收字共3235字。这部书的编写主要是应读经之需和科举之用，书中所收“疑文互体”，凡有疑误者，正形、辨音、别义、明用，都依据《说文》《字林》和《石经》，对文字点画之微，音义之末，都明析细察，悉心辨正，使“慕古之士，且知所归”。因此，此书在收字范围上虽不及《干禄字书》广，而内容却比颜氏之书更加丰富。在编排体例上，《五经文字》采用分别部居的传统方法，根据实际需要将《说文》《字林》部首调整为160部，这些调整，不仅切于实用，也尊重了楷书的形体结构，更便于检索。大和七年(833)唐玄度奉敕覆定九经字体，又以张参《五经文字》为准，对传写乖误者，依字书参详改正，编纂《新加九经字样》一卷，以补《五经文字》的不足。《新加九经字样》往往以《说文》篆体隶古定与通行字体相比，指明上一字出处，并在下一字注明“隶变”或“隶省”，详细分析讹变过程，对了解文字形体的演变不无裨益。《新加九经字样》问世后，即请附于《五经文字》之末，二书相辅而行，在辨正讹俗、规范用字方面与《五经文字》起到同样的作用。
《类篇》是宋代的一部重要的字书。《类篇》十五卷，宋王洙等撰。这部字书实际上出自众人之手，先后花了27年才编纂成书。据书后跋语所记，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翰林学士丁度等人奏请修纂该书，原因是编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因此奏请别修《类篇》，以便与《集韵》相副施行，以补《玉篇》的不足。《类篇》共分十五卷，末一卷为目录，每卷又分上、中、下三卷，故又称四十五卷。仿照《说文》体例，全书分为540部，各部顺序均同《说文》，收字形31319个，重音21846个。《类篇》收字不仅沿袭《说文》，而且广收古文奇字，每字列古、籀、篆、隶各种异体，注释部分则仿《玉篇》，先出反切，次出释义，有重音者，再出反切释义，接着指明各种异体属古、籀、篆哪一类，最后注明该字重文、重音之数。部中诸字以平、上、去、入四声按《集韵》韵部次序排列，反映了韵书对字书编纂的影响。《类篇》编写的特点：一是注重形义，以字形为纲，以字义为重；二是推崇故旧，全书多收古籀异体。该书分部释义依从《说文》《玉篇》，因此变通不够，对隶变楷化后的字形按照其篆体分部，不便检索。
宋代辨正文字的字书，代表性的有《佩[XCHAR[R202008224_FZSSK_FABF]]》和《复古编》。《佩[XCHAR[R202008224_FZSSK_FABF]]》三卷，宋郭忠恕撰。郭忠恕(?—977)，字恕先，工篆籀，又善史书。宋太宗初即位(976)，令刊定历代字书。郭氏所著还有古文字书《汗简》三卷。《佩[XCHAR[R202008224_FZSSK_FABF]]》一书专为辨正文字而编纂。书名取于《诗经·卫风·兰》“童子佩[XCHAR[R202008224_FZSSK_FABF]]”一语，说明此书的编纂是为学童学习所用。全书的内容分为“三段十科”。上卷内容为“三段”，即“造字之旨”“四声之作”和“传写之差”。“造字之旨”列举文字分析、运用、沿袭的各种毛病近二十种，主要是汉字形体结构方面的问题；“四声之作”主要列举“音讹字替”的各种现象，包罗各种读音讹误歧异的情况；“传写之差”专列各种因形近而传写互讹的例子。中、下两卷为该书的主要内容，对一些易误易混的字辨正分毫，以防止书写和运用的讹误。这部书不仅有助于学童识字和用字规范，对文字演变和汉字结构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复古编》二卷，宋张有撰。张有，字谦中，精通篆书和古文奇字，用功数十年在大观(1107—1110)、政和(1111—1118)年间编成《复古编》。张氏取书名为“复古”，意欲匡正俗讹，以复《说文》之古。全书以小篆为正字，按平(分上、下)、上、去、入四声排列，每字之下附列别体俗体，并逐一辨正讹误。附录列“联绵字”“形声相类”“形相类”“声相类”“笔迹小异”“上正下讹”等六类，辨别异形、俗体、讹体，求其异同，论其是非。《复古编》正文与附录，都充分体现了复《说文》之古的编写动机。在宋代新说歧出、不守古法的风气中，张氏独以《说文》为准绳，校正俗讹，弘扬了《说文》统一规范文字的精神，这一点值得赞许。然而，张氏笃信《说文》，往往据篆体的隶定字形排抵通行写法，拘泥不变，以致于偏执，甚至说“《说文》所无，手可断，字不可易也！”[1]张氏对文字的发展演变一概持否定态度是不足法取的。《复古编》在当时影响较大，出现了一些续编之作，如曹本《续复古编》、吴均《增修复古编》、戚崇僧《后复古编》、陈恕可《复古编篆韵》、泰石华《重类复古编》、刘致《复古纠缪编》，等等。
《龙龛手镜》是辽代出现的一部很有特点的字书。《龙龛手镜》四卷，释行均撰。行均，俗姓于，字广济。《龙龛手镜》成书大概在辽统和十五年(997)前后，全书收字26430余字。该书主要是针对佛经文字“流传岁久，抄写时讹”，以致是非莫辨而编纂的，其目的即为了是正名言，以通悟佛典。该书将《说文》部首归并为242部，又按平、上、去、入四声，分为四卷。第一卷平声97部，第二卷上声60部，第三卷去声26部，第四卷入声59部。每部字也按平、上、去、入的顺序排列。这种编排，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部首编排法，以部统字，同时化繁为简，归并和取消了一些不适用的部首，对传统的分部做了革新；另一方面又吸收了韵书编纂的特点和长处，以四声统部首，部首中又以四声顺序统单字，可谓开音序检字法先河，使检索部首与单字更为便利，这是字书编纂的进步。该书仿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体例，每字下必详列“正”“俗”“今”“古”及“或作”诸体，一一注明。对每字的音义作简明注释，字有又音的则列出不同反切。所收各种异形，有相当部分出自佛教经典。《龙龛手镜》收集的大量俗体、异体，反映了汉字运用的实际情况，在用字混乱的当时，是一部很有用的工具书。它保存的各种字形，对今天研究中古汉字的流变也是很有价值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