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國文字的體系始於何時
語言是群居社會為了溝通相互的思想而發展起來的。一旦社群擴大，事務繁多，就有必要用某種方式把它的內容記載下來，傳給他人，傳到遠地，傳至後世，而不是讓話說完之後即消失無蹤。這種把內容永久保留下來的需要就發展成為文字的符號。現在更有了影音數字的訊號。文字是高度文明社會的產物，被視為國家建立的重要條件，並不是每個社區或族群都必然會發展成功的。中國有黃帝的史官倉頡創造文字的傳說，也有以黃帝為歷史開始的傳統，都說明人們普遍認為文字與文明的關係密切。文字既是經歷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經過眾多人員的創造、選擇、改良，才慢慢形成，然後在某些社區中擴展開來的，則要留下確實反映文字體系存在的物證，一定是出現在體系雛形已完成以後很久的事。所以不管哪一種文字，要探明其體系成立初階的年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個真正的文字體系，要有一貫的形式及原則，能代表某個社區所公認的意義及讀音，而且其序列也要合乎說話的順序及不造成語義上的混淆。雖然不是所有古代的圖畫或符號都是文字，或必然會演化成為文字，但是有意的或無意的，以表現事物形象或概念的描寫，卻是古代文字共同的創造出發點。世界上各古老文化，其文字的創造、應用的方法、發展的途徑，其規律都是一致的。往往都是先標出記錄內容的主要關鍵部分，然後才發展成有文法的完整語句。初期的文字以代表具體事物的表形期為主，漸次進入指示概念、訴諸思考的表意期，最後因需求量太多，不勝造字之繁雜，才發展以音標表達意義為主的表音期。中國文字的發展應也不例外，也經過這三個時期，由表形進入表意、最後進入表音的階段。
中國文字發展的歷史到底有多長，目前還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作確實的解答。學者們過去只能根據現存的中國最早文字，即商代的甲骨文，推測其發展所需經歷的時間。近年考古不斷有相關的新材料出土，增加了推論所需的依據。上已言之，文字演進的步驟是從表形、表意而到達表聲的方式。表形的象形、表意的象意及表聲的形聲的造字法都已在甲骨文中出現。其可認識以及不能辨識的字已有四千五百個以上。李孝定先生對一千多個可識字的分析 （見第五節附錄），最進步的形聲字已達百分之二十七❶。它說明晚商的甲骨文已是相當成熟的文字系統，必是經過了長期的發展。但到底它經歷了多久，各人的推測就頗懸殊。其期間之長者，或以為可達萬年之久。但一般相信，中國文字的醞釀及發展，只經過了兩三千年的時間，就達到了甲骨文的成熟程度。甲骨文是公元前14至前11世紀商代的占卜文字，故以為五千年前或稍早，即在傳說的黃帝時代，中國文字就已萌芽了。它也與傳說的黃帝史官倉頡創造文字的時代相合，故得到很多人的信從。但保守的人，則以為要等到商代才有真正的文字體系。
圖1 六千多年前仰韶文化遺址陶器上的刻劃符號
圖2 五千多年前半山、馬廠等文化遺址陶器上的刻劃符號
圖3 四千八百多年前東海岸地區良渚文化陶器上的刻劃符號
近年一些出土的材料，對於探討中國文字產生的年代或許可以有所啟發。在好些仰韶文化的遺址裹，都發現了刻劃各種不同記號的陶器。根據碳14年代測定 （本書所舉年代大都是不經樹輪校正的年代），這些遺址的年代距今已有六千多年以上。它與某些人根據甲骨文的成熟度，推測所得的中國文字的萌芽年代相當。故有不少人相信，那些陶器上簡單而類似文字的刻劃記號就是中國初期的文字符號。這些記號幾乎都刻劃在相同的部位，即容易見到的位置，在早期類型的直口缽的外口緣上。這充分說明它們不是任意的刻劃，而是具有某種作用的。這些陶器上的個別記號，如發現於陝西中、西部的仰韶文化遺址 (圖1)，見於甘肅、青海一帶，繼承仰韶文化的半山、馬廠等文化的遺址(圖2)，甚至遠在東海岸地區的良渚文化遺址 (圖3)。有的記號在好幾件陶器上出現。在同一個窖穴或地區，也往往見到相同的記號。故或以為它們是器物所有者或燒造者的花押，或族徽一類的記號。有些記號與後世的數字或方位字相似，故有人以為它們是燒製陶器時的序列或放置方位的記號。又由於它們發現於不同地區與不同時代的遺址，有人不但認為它們已具有文字的作用，也相信中國文字的起源是單元的，即從仰韶文化發展起來的。不過，也有學者以各遺址顯示的文化內涵都有所不同，認為它們是多元發展的。近年更在某些更為古老的遺址，如七千八百年前的河南舞陽賈湖，發現幾個在龜殼上有意刻劃的圖像(圖4)。它的形狀比仰韶的記號更為複雜，更接近甲骨文的象形形態。相信不少的論者又會把中國使用文字的時代推溯到更前。
圖4 七千多年前河南舞陽龜殼上的刻劃符號
但是，到底要達到怎麽樣的階段，一個記號才能被算作是在社會上已通行的文字符號？ 由於得到共識的理論迄今尚未建立，故還是一個很有爭論性的問題。雖然傳達信息的符號能成為法定的記錄概念或意義的語文，主要是得力於當政者用以記錄有關宗教和政治活動的複雜內容。但一般說，人們最先覺得有必要把它記下來的事務，大半是屬於容易錯亂或忘記的日常使用物體的數目或日期。故在中國的好幾種創造文字的傳說中，如許慎的 《說文·敘》：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其提到的結繩記事最為人們所稱道，因為在甚為晚近的中外氏族社會仍有遺存，外國如南美的秘魯，中國如雲南。那是在一條橫的綱領上垂掛着很多條繩索，並在繩索上打造繩結。其所打的繩結，有顏色及大小不同的種種形式，以代表不同的事物、數量與日期。 這種習俗也反映於中國的文字，祘【
, 明視以筭之。从二示。逸周書曰： 士分民之祘。均分以祘之也。讀若筭】，從中國文字的演變趨勢看，字的初形應該表現一條橫綱上繫有多條打結的繩子狀。字的形體後來離析並且訛變，才變成從二示。此傳說提示創造文字的目的，有可能與結繩的目的一致，是為了幫助記憶與計算事物的數量或日期。在伊朗發現的四千多塊公元前四千至前三千年的泥土版，也大都是與記帳有關的計數。說明計數是文字書寫初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既然陶器上的記號有可能作為數目字，與文字初期的作用一致，似乎不妨承認它們已是文字符號了。但是我們還是不能不慎重考慮，是否只因有些記號有可能作為某些私人的計數記號或族徽，或甚至具有某種意義的功能，就可以肯定它們已具有真正文字的功能，普遍為社會所接受呢？
當一個記號或圖形，比較固定地作為語言中某個詞素的符號時，可以說它已具有文字的初步性質了。但它距語言中大部分成分都有符號代表的真正的文字系統，仍有一大段距離。以上所舉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的記號，雖然在時間上有千年的差別，都還是單獨出現。它們不但沒有語言系統所必要的序列，其形態也和以象形、表意為主要基礎的中國古代漢字，亦即商代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金文，顯然不是從同一系統發展起來的。上已言之，個人或社區所擁有的器物、財寶應該是早期社會文字記載的最重要內容。這些內容在早期的文字，主要是以描寫具體物象的象形形式表現的。但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的符號都是些抽象的記號，不見有明確不誤的具體物象的描繪，反映它們尚不能記錄事件而成為文字的體系。譬如說，陶器上的符號如有X，與甲骨文數字五的寫法相似。就算X的記號確可代表有關五的數目，但在實際應用時，X並不代表抽象的數目字五，而是隨意地、在不同時間、不固定地表示具體的五頭牛、五個陶罐或五個人。那是未有文字的氏族或不識字的人所經常使用的辦法。換句話說，X的記號在社群中，甚至是某個人，並沒有固定的意義與音讀，它是個人即興給予的意義，亦即與語言的詞素沒有嚴格的聯繫。何況這些陶器尚不見描繪具體器物的符號，故最好還是保守點，暫時不把它們當作有系統的文字階段。
如果六千多年前的陶器刻畫，與有體系的文字階段的聯繫還不夠明顯，那麽，什麽時候中國才見真正文字的徵兆呢？ 迄今所知最早的跡象，可能要以見於山東莒縣陵陽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遺址 (圖5)，碳14測定時代約是公元前二千五百到二千年的陶器上的刻劃符號為代表❶。我們可以認識其中的一些形象，如有柄的石斧、石錛等。它們與仰韶文化的刻劃一樣，都單獨地刻劃在大口缸外壁靠近口沿的部位，非常顯眼的位置，顯然是有意的展示。其中一個圖形見於相距七十公里的遺址。它們不但很可能就是物主的名字，也與甲骨文、金文的字形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即都具有圖繪物體具體形象的性質，而且也已採用線條、輪廓的手法描繪物體。在一些商代晚期、西周初期的銅器上，往往鑄有比甲骨文字形看起來更為原始、更為接近圖象的所謂族徽文字 （或稱為記名金文） (圖6)。學者們一般相信，這些作為族徽的圖形保存了比日常使用的文字更為古老的字形傅統。這種非常接近圖像的性質正是大汶口晚期陶文的特點所在。
圖5 山東莒縣陵陽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上的刻劃符號
大汶口的陶文刻畫，其中一形 (圖5之左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可能是旦字 (字5) 【
, 明也。 从日見一上。 一， 地也。 凡旦之屬皆从旦】的早期字形，象太陽上升到有雲的山上之意❷。甲骨及金文的“旦”字可能表現太陽即將跳離海面的大清早景象。古人多居住於山丘水涯，每每以所居之山丘或河流自名其氏族，以表示居處的自然環境，如吾丘氏、梁丘氏等。此記號可以分析為从山旦聲。它用來表示居於山區的旦族。以象形的符號作為氏族名字或人名，就與隨意、即興的刻劃圖像具有很不同的意義。
當某個人看到一把石斧的圖形時(圖5之右下)，他很可能即時叫出長柄石斧的象形字“斤” (字6)【
，斫木斧也。象形。凡斤之屬皆从斤】，或形聲字“斧” 【
, 所以斫也。 从斤， 父聲】這個詞來。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把它讀作斤或斧，或當作斤或斧之詞來使用，而且各個社區對石斧的稱呼也不一定相同。但是當這個圖形被選擇作為代表特定的部族或個人時，所有熟悉該部族或個人的人們，就比較可能通過這個環節，牢牢地把其圖形與同一音讀、同一意義結合起來。這種讀音、意義、圖形三者的密切結合，就具備了文字的基本條件。因此把圖形符號作為氏族的代表，往往是有定法的文字體系產生的一個重要途徑。
圖6 商末周初銅器上非常接近圖書性質的族徽文字（記名金文）
從造字法的觀點看，圖5左上之形，由兩個或三個圖像組合而成，顯然已不是原始的象形字，應是第二類表達抽象意義的象意字，或甚至是第三類，最進步的標出音讀的形聲字了。大汶口的陶文雖也是單獨出現，不使用完整的句子。但處於其時落後的社會，人們有可能使用圖形的關鍵字去記載事件的中心內容，一如雲南納西族的經文，雖無固定序列，但可達意，勉強具有文字的雛形了。以大汶口陶文為漢字的雛形、甲骨文的前驅，較之以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一類的純記號刻劃為中國文字之始，要較平實而可靠得多。
簡而言之，公元前二千五百至二千年時中國比較可能有某種系統雛形的文字。至於近八千年前舞陽遺址的刻劃，它看起來比大汶口的象形字更抽象、進步。在三者的關係上，年代的序列是舞陽、仰韶而大汶口，但從演進的過程看，似是從最進步演進到最原始，然後是次原始。它與仰韶或大汶口的記號的繼承關係不但有中斷，而且也像是走回頭路，演變到更為原始的階段。所以應該暫時存疑，不宜把它們當作中國使用文字之始。至於發現於山東鄒平丁公村 (圖7)、江蘇高郵龍虯庄，類似草書的所謂五千多年前陶片上的文字，它們非常近似後世草書式的連續書寫，與中國早期的象形書體風格完全不一樣，像是任意的刻劃。而且世界各古老文字系統的演變過程，草寫體也都發展較遲。兩個遺址的刻劃雖都有人聲稱能夠破解其意義，但都不免牽強附會。也有考古學者非常懷疑其發掘情況的不可信，故也宜暫時存疑。
圖7 聲稱山東鄒平丁公村出土，五千多年前的陶文
似乎也可以從字的創意觀點來檢討中國文字起源的問題。商代的甲骨卜辭是用刀刻在龜甲或牛肩胛骨上的。由於刻刀不便刻劃曲線，所以圓形的形象常刻成方形或多角形。如果一個字有圓圈與方形的兩種寫法，則作圓形的必是較早、較原始的寫法而更近於寫實。甲骨文有郭(字7) 【
, 齊之郭氏虛。 善善不能進， 惡惡不能退， 是以亡國也。从邑𩫖聲】、𩫖 【
, 度也。 民所度居也。 从回象城𩫖之重， 兩亭相對也。 或但从口。 凡
之屬皆从
】、墉【
, 城垣也。 从土庸聲。 
，古文墉】，
是這三字的基本形， 較早的字形， 作一座四個方向都建有看樓的城牆之狀。甲骨由於用刀刻不便畫圓，城周大都作方形，但也有作圓形者，後來也省略了左右兩方向的看樓。此字就分化為二字，郭的字義偏重城的範圍，而墉則偏重城的牆。
關於城周的形狀，目前所發現最早的城牆建築要推河南鄭州北郊的西山遺址，興建於仰韶廟底溝類型的時代而廢棄於秦王寨類型的時代，年代約在距今五千三百年前至四千八百年前之間。其平面略呈圓形，與甲骨文所描寫的形象一致。但是較大量的早期城牆都建於龍山文化的晚期，諸如山東章丘城子崖、河南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台等，而其平面都作方形。就發展的程序講，圓形的建築一般要早於矩形的，如圓形的穴居要早於矩形的地面建築。經常移動的游牧民族也喜歡採取較省力的圓形形式，而定居的農耕民族就多採用矩形的形式。甲骨文因刀刻不便畫圓的緣故， 大都把圓形的東西刻成矩形。 因此甲骨文的𩫖 (墉、郭)字既然以圓形的形狀表示，就表示創造文字者所見的城周是圓的。雖然商代已不見圓形輪廓的城，字形卻保留了古代所見的正確形象。因此其創造文字的時代應是方形城周的時代之前，即其年代可能早到五千年前的仰韶廟底溝類型，至遲也不晚於修建矩形城牆的龍山文化晚期。龍山文化晚期的下限是公元前二千年，與上一段根據大汶口圖形符號所得出的推論是一致的。所以有些商代的文字繼承公元前二千年以前已有的文字應不是好高鶩遠的論調。
討論中國文字體系的年代問題，也可以借重古人使用器物的資訊。酒(字8)【
, 就也。 所以就人性之善惡。 从水酉。 酉亦聲。 一曰： 造也。吉凶所造起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甲骨文作一個裝酒容器及濺出的三酒滴形狀。 金文常以酉(字9)表示【
，就也。八月黍成，可為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也。凡酉之屬皆从酉。
, 古文酉从
。 卯為春門， 萬物已出。
為秋門， 萬物已入。 一， 閉門象也】，酉字的初形顯然是描寫窄口細長身的尖底酒罐形狀。後來字形漸變為平底形。但是商、周遺址出土的文物，裝酒的大型容器都是平底的。
圖8 仰韶文化西王村類型的尖底陶器
為什麽文字表現的情況和實際的形狀有所不同呢？ 似乎也不是為了和其他形似的字作區別。可能的答案是甲骨文承繼了古代的字形，而時代更早的字形忠實地描寫器形。一般以酒器始見的時代而認為中國在龍山時代開始釀酒，也有人以為可早到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酉字的器形大致與仰韶文化高四五十公分的窄口細長身的尖底瓶同形。唯一的差別是尖底瓶常有兩個半圓的鈕在中腹部以便繫繩搬運。也許《說文》酉的古文字形
就是反映兩個半圓鈕的形象。 由於一般認為龍山時代才開始釀酒，認為仰韶的窄口尖底瓶是盛水器，因此不會以之與酒字的創意取得聯想。但是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展示的一項西洋酒文化特展的文物，筆者赫然發現古代從歐洲運到北非的葡萄酒盛裝的容器竟然和仰韶文化西王村類型的尖底陶器 (圖8)絕似，其輪廓和酉的字形一模一樣。窄口是為了防止液體外洩，細長的身體是為便利人們或家畜背負，尖底是為便利手的持拿與傾倒。為此便利，尖底有時作成短柄狀，有如甲骨文稻字(字96)，其中有一形，裝米的罐子底下有長柄(
)。 稻米是華南的產品，連株帶葉及穗運到華北將增加費用，故只取其顆粒而裝在罐中。大概以牲畜載運，一如歐洲的葡萄酒，故採用瘦高的罐子，充分利用空間； 長柄的製作則是為了方便手的持拿傾倒分裝入其他容器。透過該展覽，可以聯想到這種尖底陶器在廟底溝以後的文化遺址中不見或很少見，可能與水井的普遍開鑿有關。在較早期的年代，水要從遠處的河流搬運回家，故水瓶腹部附加兩個圓鈕以便繫繩背負。後來有了牛馬家畜，可以由之背負而不必用鈕繫繩，一如游牧民族的遼、金時代，製有裝運酒的超過半公尺高、方便以馬負載的窄長陶罐。往後人們在住家的附近鑿井，就不用從遠地運來，故也不再需要這種造形的運水容器了。商代有了牛車，就不必用陶罐運送水酒，故也見不到這種樣子的陶器。商代的酉及稻字，既然描繪的是廟底溝文化類型以前的造型，則和城郭的圓形輪廓一樣，應是創始於四千二百年前才有的事物。具體的中國文字起源問題，雖還有待今後更多出土資料的證實，但晚商的甲骨文已無疑是很成熟的文字體系。《尚書·多士》周公誥誡商遺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之句。商人革夏前的文字到底有多成熟，由於沒有證據，目前還難以猜測。如以雲南少數民族的麽些（納西）經文為例，麽些文創於13世紀，還得力於漢字的啟發。但到19世紀時，其經典還不免用關鍵字去提示主要的內容，沒有固定的文法形式和語言的序列。如果不添字講解，根本就不可能了解其內容。譬如其 《古事記》有一欄(圖9)，裹頭首先繪有一個人雙手拿着一個蛋。其次是上頭有個蛋，兩旁有風，左邊有形容詞白，右邊則為形容詞黑，蛋下為湖的圖形。最後是一座山，旁邊有蛋發光的圖像。這段圖的意思，根據納西族經師的解釋，意思是“把這蛋拋在湖裹頭，左邊吹白風，右邊吹黑風，風蕩漾着湖水，湖水蕩漾着蛋，蛋撞在山崖上，便生出一個光華燦爛的東西來”❶。圖繪只提示大致的意思，具體的經文就要靠口傳了。那麽，不提鄭州圓形城牆、窄口尖底瓶、殷革夏命的時代，就是從晚商的甲骨文上推六百年，也已上及大汶口的下限，或龍山文化的晚期，公元前二千年了。
圖9 納西經文《三事記》之一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