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文字崇拜意识
文字崇拜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由于早期汉字的特殊功用，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汉字始终占据着一个令人顶礼膜拜的位置。古代先民文字崇拜既与巫术活动有关，亦与图腾崇拜有关。
文字起源于图画和契刻，亦起源于巫史。巫史原本就是文字的创造者，所创造的文字就是图画和契刻的符号。在远古的早期社会，文字是巫术仪式的重要部分，是巫师与神鬼世界沟通的一种象征，巫师在驱鬼敬神的各种仪式中，描绘各种象征神灵鬼怪的图像，这种图像代代相传，渐渐演变成了文字，也由于巫师往往是族群中的首领，这种天人沟通的法术更促使了王权与神性合而为一，也导致人们对文字的崇拜。显然，早期汉字的这种神圣职能及其垄断者的神圣身份，足以造就文字本身的神圣性质，文字的这种神圣性质又无可避免地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敬畏文字的意识。
另一方面，远古时代先民相信万物皆有灵性，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崇拜对象，例如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山川河流、祖先、鬼神、动物、植物……等，而图腾文化所呈现的图像文字，正是先人对于所崇拜对象文字化的表现。早期汉字中最富图画性格者非族徽文字莫属。其无与伦比的图画性则昭示着族徽文比同期的甲骨刻辞及记事铜器铭文更为古老的身份。族徽文字之所以能以迄今可见最古老的汉字形态传承至殷商时期，固然有其文字运动自身规律的原因，而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却是这种运动规律中所折射出的另一个问题，即早期汉字用途的特殊性。(见图5—1)
图5—1 司母戊鼎及其上的铭文
文字是语言的书面记录符号，但这种记录的效率却难免因文字的成熟程度而发生差异。换言之，记录语言本身是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可以包容不同层次的内涵。由此看来，族徽文字早期汉字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它所记的 “语”只是一个族名。在这里，凸现着一个极为重要，却又极易为人们所轻忽的历史文化现象： 作为一个氏族标志的族徽竟然是由文字来充当的。
古代氏族，本是一种血缘组织，作为其标志的族徽，本当具有图腾的意义。细审族徽文字，又不难发现，其中的形象描摹，竟多为确凿的先民图腾。其最著名者，当然是族徽文字中的鸟兽虫鱼之类。郭沫若谓： “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古代氏族之图腾或其孑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之文化而脱去原畛域者之族徽也。”此种判断，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现为其佐证，而且汉语文字本身的文化蕴涵也不乏相应的内容为其论据。以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推论，人们不难复原出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演进过程的片断： 人类文字发轫于图腾标志，或者说，图腾标志是最早的文字形态。史传伏羲氏作 “龙书”，神农氏作 “穗书”，黄帝作 “云书”，少吴氏作“鸾凤书”，帝尧作 “龟书”之类，显然是这一文化历程的一种记述。至于族徽文字中非鸟兽虫鱼形象者，尽管已非先民原生型图腾的最初面目，但其既为族徽，便也与图腾难脱干系，恰如郭沫若所谓 “图腾之转变”。
胡厚宣先生指出，商族先公王亥，见诸甲骨卜辞，必赘加鸟形，作
、
等形，下面的
, 即 “亥”字， 上面的鸟形则是一个图腾符号。 显然， 胡氏在这里揭示了一个颇值得关注的文字现象： 族徽文字与一般记语文字并无绝对的界线，而两者的密切关联则势必更将图腾与族徽的威严神圣有效地植入整个汉字系统。[1]上面两个方面，促成了人们对汉字的崇拜意识，而且，这种意识虽然随着文字的传播和发展，出现了泛化、弱化、转移现象，但并未因文字沦落于世俗而消逝，而是经久不衰，即便到了今天也富于林林总总的具体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