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铭文的著录和考释历史上早有发现青铜器的记载，那些现世的三代青铜器历来都被视为瑰宝。汉武帝、宣帝时，青铜的发现被说成是天降祥瑞的征兆。到了宋代，青铜器发现越来越多，“搜罗古器，征求墨本”成为一时风尚，于是形成了一门“金石学”。所谓金石学，实际上并非就是青铜器学，历代石刻碑铭的内容在金石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宋人收集研究青铜器铭文很有成就，留下了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博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等一批金石著作。在青铜器铭文的著录、考释等方面，宋人创造了一套方法，在金文识字方面成绩也很可观。元明时代，金石文字的研究进步不大。清乾隆时，将内府藏器编为《西清古鉴》，其后海内士大夫闻风承流，促成了乾嘉以后的金石学复兴。据统计，清代各类金石著作中所著录的三代和列国的青铜器近六千件[1]，出现了吴大澂、方浚益、孙诒让、刘心源等一批著名金石学家，在金文考释方面他们取得了突出成就，对古文字学从传统金石学中分立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20世纪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的有铭青铜器，对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容庚、陈梦家、唐兰、杨树达、李学勤、裘锡圭等学者，在商周青铜铭文的辑录、断代、考释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在青铜器铭文著录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出版《殷周金文集成》，从1984年到1994年分册出版。这部青铜器铭文集大成的著作，规模宏伟，编纂精湛，收录宋代以来传拓和新发现的殷周有铭青铜器共达11983件。该书编纂出版过程中，又有许多有铭青铜器发现，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7年新出青铜器就多达二千余件，其中有些器物铭文十分重要。汇集《殷周金文集成》未能收录的新出有铭青铜器，近年又编纂出版了《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刘雨、卢岩编著，中华书局2002年版)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刘雨、严志斌编著，中华书局2010年版)等。
近百年来，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和字词考释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金文字词研究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一些大型工具书中，如：汇总各家金文考释意见的有周法高主编的《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版)、《金文诂林附录》(香港中文大学1977年版)、《金文诂林补》(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版)等；汇集释字成果的金文字编，最著名的就是容庚的《金文编》，继该书修订本（第四版）出版之后，董莲池编著出版的《新金文编》(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陈斯鹏等编著出版的《新见金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书，集中反映了1985年以来新见金文和新释金文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