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陶文字
陶文，指印或刻在陶器上的文字。陶文之陶，本写作匋，《说文解字》 曰： “匋，瓦器也.。”后借地名之陶为之。
陶文是古文字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从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彩陶直口钵上的刻画符号开始，历经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彩陶钵口沿上刻画符号、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尊口沿上刻画符号等，直到河南安阳小屯商代陶文，其发展，一脉相承。到战国时代，陶文大盛。清代便有出土，但以1977年以来河南登封县告成镇发掘和采集的较多，也较重要。战国陶文有印模和刻画两类，前者特点如玺印文，所用印有官印，也有私印； 后者多书写潦草，形体苟简，甚至有俗体，讹变字杂出其间。内容或记地名、身份、名字。(见图2—53)[4]
图2—53 古陶文
以上这些字种类别中，最为重要的还推简帛文字。在纸张发明以前，竹木缯帛较之其他书写材料，最大的长处就是可以以较小的材料而承载较多的文字数量，而且竹木简取材容易，所以理所当然地被选定为书写的主要材料。更为重要的是，简帛文字所呈现内容，大部分已经是一定意义上的古书，即个人阐发其学术思想的著作，已经突破了其他出土文字的藩篱，即实用的需要： 如甲骨文为着记录占卜； 金文为着记录铸器的缘由及器物的所有者； 玺印文为着标志机构或个人的真实性； 货币文为着标志货币的价值量、流通区域等等。这种变化，对汉字发展历史而言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早期文字的应用，通常并不以作为个体的人的知识传播为直接目的，而是在实现其宗教、巫术、政治目的的同时无意地传播了某种知识，因此秉承口耳相传的传统，也开始使用文字时，文字的发展则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而到了战国，我们才真正看到了这种转变的发生。于是，我们才看到了最早的《老子》、看到了 《孔子诗论》之类的战国时代的先哲著作[5]。至此，汉字已经具备了一般意义上的记录语言的功能。
对这个问题，刘志基先生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 汉字发展史表明，早期古文字的应用范围，是受到很大限制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乃是迄今所发现的商周时代两大基本实物文字材料，就其用途而言，前者主要用于沟通人神，后者除了具有与前者类似的功用外，更偏重服务于王室权威。而传世的上古史书，当然也主要是服务于王权的。显然，呈现于我们眼际的上古文字用途功用，逼仄而又非常。这种状况其实体现的是人类早期文字的共性。而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战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期。观其政治形势，奴隶制社会固有秩序分崩离析： 三家分晋(即晋大夫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渐灭晋室而瓜分其国之事。《史记·晋世家》有记载)，田氏代齐(即齐国田常尽夺齐王之权，而其后人又不断自重，最后终于取代姜氏立为齐侯之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有记载)，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统治受到严重挑战； 李悝在魏国创刑法之制以代周礼(《唐律疏义》卷一、《晋书》卷三十《邢法志》有记载)，吴起在楚国削减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韩非子·和氏》有记载)，商鞅在秦废井田、劝耕战、损抑权贵，各国变法方兴未艾； 立丞相，建郡县，严租赋，中央集权专制逐渐取代小国寡民分洽。观其经济形势，铁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改进，水利建设的发展，也推动着手工业及商业的迅速发达，于是乎，区域及行业间的经济沟通、联系臻于前所未有的密切。观其思想文化形势，则更是诸子百家争鸣，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同时也是极其罕见的繁荣兴旺。
毫无疑问，如此前所未有的社会状况，对于本封闭于宫廷贵族阶层非常用途这一狭小空间的汉字流布扩散至整个世俗社会各个领域，不能不产生难以抵御的推动力量。伴随贵族社会的瓦解，原有的礼法秩序，包括着文字的禁锢也一起化为乌有，而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则无不切盼着文字的参与介入。朝廷与郡县、郡县与郡县之间的公文往来，法律条文的颁行传播，赋税征收和贸易活动中的簿记，诸子百家著书立说等等，均以文字的应用为其成立的前提。
崭新的文字应用天地，在将传统的文字应用方式挤压至衰变乃至消亡绝境的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新一代的文字书写者，下级官吏、商人、工匠等小人物都有机缘去从事在以往只有朝廷或诸侯的巫史才有资格去从事的神圣活动。而新一代的文字书写者，并不具备他们的前辈所具有的高深文化素养，也缺乏尊重文字传统的典雅趣味，更没有闲心去精雕细琢地追求美饰效应，他们所注重的，惟有现实的功利。与此同时，由于文字记录的内容已失去了往日的神圣和威严，也没有多少传之千年流芳百世的必要，而其负载的信息量又较之以往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便使得文字的书写活动既丧失了遵奉传统的必要，又不具备遵奉传统的条件，从而迫使书写者不能不以一种全新的务求迅捷高效的态度去应付现实压力。[6]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到了战国时代，汉字已经真正具备了一般意义上的语言记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