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图形性
汉字是由史前人类曾经创造出来的若干记事文字之一的文字画发展而来的。文字画是人类在新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性质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它是人类早期文字发生的起点和发展的轨道，无论是古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还是中美洲的玛雅文字，都是以图画为其基本的体态。以图画记录和传输信息，其中包含了一种最质朴的思维定势，即以人工营构的视觉形式，直接对应意义内容，而无需通过任何媒介去实现两者的对接。从最早的甲骨文和金文资料中不难发现，这种思维定势不但在汉字发生之初即凸现于汉字的体态，而且在汉字数千年的演化过程中自始至终地左右着汉字体态的发展，使汉字始终具有图形性的特征。
以 “礼”字为例，其字形源流为：
| 礼 |  甲骨文  金文  石刻篆文  简牍文  说文小篆 |
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下部为豆，豆是古代盛肉食的器皿； 上部或为两串玉，或为堆起来的供物。篆书从示从豊，豊亦声。豊字的字形直接来自甲骨文，下部为豆，上部为两串玉，古时祭神用玉，加示，表示礼是与神灵祭祀有关的活动。六国古文 （简牍文）有礼字，从乙得声，隶变为礼。楷书中禮、礼互用，今以礼为禮的简化字。礼字的结构意义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由此可见，从殷商古文字到现代简化字，汉字的演变从未真正越出源自图画的衍形轨道。
汉字图画性的特征，使汉字在体现一个词义的时候，不仅有读音能够表示词义，而且还有一种视觉意象同时呈现在读者眼前，使人们能够依据视觉意象在脑海中直接感受词义。比如： 炅，上日下火，见到这个字，脑海中就会出现光亮和热的意象。牧，从牛从手持杖，见到这个字，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牧童放牛图。汉字的这种图画意象，使得汉字不仅仅是音义结合表达概念的抽象符号，更重要的是它以其图画具象的特征，为主体阐释提供了多种维度，使人们在使用汉字时，能够借助多维度的形象思维更好的理解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并且同时感受到概念意义所具有的潜在性或超含义性。比如 “安”字，其字形源流如下：
| 安 |  甲388  佚992  佚847  ●尊  格伯簋  陈猷釜   古陶  侯马盟书  睡虎秦简  说文小篆 |
这些安字，都从女在宀下，表示一个女孩子独自坐在深屋里，会意为宁静义。但是，在具体使用时，安字却从不同的维度体现出不同的意象。在 “坐立不安”中表示 “安定”义； 在 “安于现状”中表示 “满足”义； 在 “转危为安”中，表示 “平安”义； 在 “安身立命”中表示 “有着落”或 “有所寄托”义； 在 “安步当车”中表示 “慢慢地”义； 在“安分守己”中表示 “老实规矩”义； 在 “安详”中表示 “从容”、“稳重”义； 在 “安眠” 中表示 “熟睡”义； 在 “安排”中表示 “有序”义； 在 “安放”、“安置”中表示“置放”义。这些不同的意义，如果与字形意义联系起来分析，都与作为本义的 “宁静”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汉字具象的这种多维度引申，使得汉字 “一字多义之同时合用”现象极为普遍。因此钱钟书 《管锥篇·论易之三名》 中说： 汉字直观之特点，尤其能够表达人类 “心里事件”相反相成之理。在诠释具有视觉意象功能的汉语文字符号的语源时，必须考虑到其形象暗示的东西，才不至于破坏其意义的整体性。
汉字图画性的另一个特征，是汉字的图画性使得汉字具有影像动态的优点，见字犹见物像。美国学者芬诺罗萨在 《论中国文字之优点》一文中说： “吾侪读中国文，恍如目击事物之思想，而非将若干心中之号码，左搬右弄也。”他举例说： “设吾探首牖外，注视一人，此人猝然回首，凝瞩一物，吾再审视，而知其目光所集者为一马。若是，则吾之所见，第一为此人在未动之前，第二为此人在方动之顷，第三为其动作所抵之物。此动作及此动作之影像，本在一刹那间连续无间，而吾人宣之于言，则裂之为三部、或三节，而依其原序排列，故曰man sees horse （人见马）。此三节、或三字，不过为三个音符，代表自然历程之三项目而已。然此思想上之三段落，又可用他种符号指示之。此符号，其随意假设与前同，惟不以声音为基础，如中国文 ‘人见马’ 三字是也。……中国文字固不仅随意假设之符号而已也，盖基于自然界运施之速记图，而栩栩欲活之图也。……实随自然之暗示。试即上文所举三字观之，‘人’ 字，像此人张二腿而立，‘见’ 字，像此人眼在空中移动，示眼下有腿奔走之形，此眼、此奔走之腿，固为变真之图画，然亦足使人一见不能忘，‘马’ 字，即此马挺四蹄立。此等记号，不独能唤起思想之影像，与音符字有同等之效力，且其唤起之影像，实更实在，更生动。之三字也，皆有腿者也，皆栩栩欲活者也。吾尝谓此等字之集合，实带有影戏性质。”[3]这个例子，形象生动的描绘出了汉字的因形示意、意寓形中的特点，同时又体现出汉字字形与意义之间的影像连接，使汉字在表现意义时体现出一种可以会意的动感。
汉字图画性的第三个特征，是词义寓于字形中，“虽其音屡讹而其形不变，即千百年之后，无不可复读之忧。” 日本学者山木宪对汉字的这个特点赞叹不已： “凡同文之国，不论其语音如何悬殊，皆可藉文字以通意思，毫无障碍……”[4]
为什么会这样呢？汉字的造字，传统有“六书”之说。以 “六书”归纳造字方法，虽不尽合理，却也反映了汉字造字创意的复杂性。其实，“六书”之中，本有层次的差异，在造字构形这个层面上，“象形”一法无疑是最基本的，“指事”多为在象形符号上附加表达抽象意义的点画，“会意”、“形声” 则是两个以上象形符号的组合，“假借”则不过是在 “象形”、“指事”、“会意”和 “形声”中选择替身。至于 “转注”，依目前文字学研究的认识，则可不加讨论。由此可见，汉字的造字构形，其基本原则乃是象形，其基本因子则是象形符号。何谓 “象形”？ “随体诘诎，画成其物”是也，可见造字构形与描绘图画的内在联系。这种情况虽发轫于汉字体系的创造时代，但在后世演化中亦未发生本质的改变。[5]正因为如此，汉字字义可以通过图形而独立于语音之外，比如“杲”字，可能有人不会读其字音，但通过字形的 “日在木上”，也可领会日出、明亮、高远这类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朱德熙先生说： “要是孔夫子当时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我们今天读他的《论语》，恐怕一句也读不懂。”[6]唯因汉字的图画性，我们今天才能很容易地利用汉字阅读三四千年前的古书，并可随时利用那时人的名言、术语和成语，一点没有隔阂的感觉，这是人文史上的一项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