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汉字的起源
文字的创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语言学家专门为某一语言制定的文字，这种文字一般是拼音文字。语言学家创制的文字都是以语言学家对该语言的语音结构有了充分的理解为前提的，比如云南省少数民族中的苗族文字、拉祜族文字、佤族文字、独龙族文字，均为外国传教士帮助制定的拼音文字❶。文字的另一种创造过程是在人类还没有语言学知识的前提下自发地形成的，文字的起源指的是文字的后一种创造过程。在人类掌握了语言学知识以后，创造文字的过程并不是很复杂，但在人类掌握语言学知识以前，人类为创造文字曾经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说，人类最初的文字只能从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中产生。
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中指出： “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1]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生产水平都很低下，思想要正确反映客观十分困难，在遇到许多不容易理解的自然现象时，便会产生对客观世界的歪曲、不正确的反映，这便是唯心主义的萌芽。比如： 原始人类认为人不仅有身体，而且还有一个不同于身体的灵魂。灵魂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人的感觉、思想都是灵魂支配的。当身体入睡或者死亡时，灵魂就离开身体继续活动。世界各地发现的丧葬习俗都反映了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我国西安半坡遗址的墓葬中发现，在随葬陶器中放入粟、鱼和猪肉等食物，这显然是相信人死后灵魂还会像生前一样地生活。那里公共墓地埋葬的人，头部基本上都向西，体现出灵魂将要去的方向，这也是人们相信存在灵魂世界的表现。早年夭折的小孩，装在大型粗陶罐里，上面盖着细泥陶盆，在陶盆底部凿了一个小洞，这可能意味着让小孩的灵魂出入有个通道。同样地，人类的祖先对许多自然现象也不能理解。他们看到天地日月、山川河流、雷电风雪、飞禽走兽等等自然现象，既给人类带来生存之利，又往往给人严重威胁，因而产生了一种神秘感，以为自然现象和人一样，是有意识的。有的来去不定，有的喜怒无常，正是这种有意识的力量支配着人。“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2]这种对灵魂不死的观念，对自然神的崇拜，必然导致的是原始宗教的诞生。虽然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3]。但是，宗教的祭祀活动必然需要产生一系列的仪式和祭祀物。最初的文字，就应该是祭祀仪式或者祭祀物上的一种标志。
汉字产生于何时，这是一个至今仍然在争论的话题。但是，新的考古资料在不断的向前推移着汉字产生的年代。2005年10月5日，新华社以《宁夏可能发现更古老文字》为题，报道了宁夏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岩画研究中心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经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岩画专家的普查和研究，宁夏卫宁北山地区大麦地岩画带遗存数量惊人的史前岩画，其早期岩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些岩画包括有3172组8453个岩画个体图形，内容包括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狩猎放牧和舞蹈祭祀等。岩画专家采用“丽石黄衣”测定法得出早期岩画距今1.6万年至1万年之间。大麦地这种类似文字性质的符号，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早期岩画的象形性，与汉字中的象形字型相类似，因此推断其为原始文字。其主要依据是：这些象形符号具有中国原始文字的基本象形形态，在大致同时期的陶文符号和后来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相近的形象； 由两个以上的象形符号组成的复合体，已基本具备了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等构成文字的要素。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象形符号在大麦地岩画中绝非偶然和孤立，而是呈星状分布。目前，能识读的图画文字只有小部分，绝大部分还不能识读。该研究成果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文字专家刘景云先生考证审定，并最终认为，大麦地岩画中的发现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文字史。[4]这一最新的研究结果，虽然还不一定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却说明文字的起源一定比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要早得多。
从现在已经成定论的考古材料判断，汉字起源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是可以肯定的。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器口沿外的简单的文字或符号，共有50多个种类，100多个标本。类似半坡陶器上的简单文字，在姜寨遗址也有发现。古文字学家于省吾、郭沫若对这些符号研究后，都肯定这些符号就是文字。郭沫若先生说： “半坡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5]晚于仰韶文化的甘肃马家窑文化，在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遗址中的彩陶上，也发现有简单文字或符号50多个，用这些符号去与甲骨文、金文比较，有20个以上的符号是可以释读的。这些符号或文字，都刻画在了彩陶或者火葬罐上，应该不是作为语言交际的记录，倒可能是作为物品标志，或者是祭祀物的标志。
我国较早的象形文字是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两个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遗址里发现的。陵阳河出土的四件灰陶缸的口沿处， 各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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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象形字各一个。唐兰释前二字为“炅” 一为繁体，一为简体，后二字为戌（或钺）、斤。前寨出土的一残缸片上，也刻有一繁体炅字。从其残迹看，与陵阳河一陶缸上的字相同。另外，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的一件背壶上有一“
”字， 唐兰释为
。这六个字， 他说： 
, 读忽， 像花朵形； 斤， 像短柄的工具； 戌，像长柄的兵器大斧： 三个炅字，有两个繁体，上而是日，中间是火，下面是山，在太阳光照下，山上起了火，简体炅只有日下火。“炅”字于省吾释为 “旦”。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虽然只有六个字，它却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刻写笔法基本相同的六个字，在各自相去数百里的三个遗址里发现，说明使用这种陶器文字的部族分布已经很广了。它表明这时的人们已开始打破血缘集团，逐步进入地域集团。第二，三个炅字，从其结构看，都是由三个独体字组成的复体字。独体字是处于原始阶段的文字，复体字是进一步发展的文字。炅字是由日、火（或云气）、山三个象形字组成的会意字，会意字的出现，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文字已经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文字。同时，三个炅字中，有一个是简化字。简化字的出现，也说明大汶口的陶器文字已是一种走向发展阶段的文字。[6]而象形文字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字符号直接同意义相联系，原则上一个符号（字）就代表一个词或者语素 （概念）。这种概念，最早的时候往往又是同图腾崇拜、巫术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见图2—1)
图2—1 刻符陶尊
图2—2 云南沧源岩画
云南沧源岩画，这是为庆祝某种胜利或节日所举行的群舞狂欢的祭祀场面。左下角一特大的双手叉腰，腰扎披裙的人形，头部衬托一双特大的云朵，这显然是一个最重要的首领人物，或是酋长，或是部族的部落长。画面的中心有两个相对起舞的大型人形，头戴两束鸟的尾羽，手臂披着羽毛，这是 “巫祝” 的形象。在 “巫祝” 的左上方有一对上下相对的人形，似是要进行格斗表演，左旁有交叉搭成的木棒与酋长隔开，上方和右方有成排列队的起舞的人形身体都是填实的三角形，似乎是表示男性。都做统一的舞蹈动作。左下方在酋长的周围，是像“文” 字的人形，这些人形似乎表示是女性，其中有一个大一些的女人，高举双手似乎在欢呼，显然是女性中地位最高的成员，在她两边还有两个双臂下垂头戴牛角的舞师，其他女性除还有一个举手欢呼着以外，都没有画出手臂，似乎是列队观望。画中的其他图形很难确定其实际意义。也可能是时间和数目的某种标记。在中下方还有一头牲畜，前面似乎有一片血，这是用来祭祀神灵的祭品，在酋长上方偏右，还画有一个祭台，上面插着四条禾穗（只是用线表示）。这一岩画表现的是祝祷丰年的祈天仪式。
上述这种观点，曾经有许多学者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比如前苏联学者马尔认为： “因为各种观念日积月累，用手势语言的手段已不足以表现，由此而提出的要求引起了这样的辩证过程——由最初的单一动力性或直线性的言语中分出两种语言的过程——其中之一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书写语言，即原始的巫术文字。”另一学者墨山宁诺夫认为： “原始文字几乎只用来同图腾和魔力进行交际。”[7]
这些观点在我国的考古实践中得到了具体的印证： 大约在100万年到6000年前的漫长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群落经常聚集在一起，举行各种祭祀、庆典、集会、分配猎物等活动。这些群体活动，都要有一个固定场所，大部分是在宽大的山洞和山崖的下面，有的在河边空旷的平地上。在这些原始人的聚会场所，往往有他们最古老的绘画纪录。他们用赭(zhě) 石土、红土、泥炭、木灰等材料，把部落集会的目的及活动场景用图画或者图画文字的形式涂在石壁上，有的一直保留至今，前面所述宁夏大麦地岩画就是最好的例子。较早的纪实图画具有记事目的，如云南沧源岩画 (见图2—2) 。记事图画再发展，就演变为已经接近象形表意文字的图示符号。比如大麦地中晚期的一幅岩画符号 (见图2—3) ，文字的色彩强于沧源岩画。
图2—3 大麦地岩画
古人类为什么要画这些图画呢？他们的目的、动机又是什么？在生产能力十分低下的远古时期，古人类还没有欣赏艺术作品的雅兴，他们每天在为食物和氏族的延续而发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想的只是祈祷上天给他们送来食物，保佑部族人丁兴旺，同时让子孙后代学会他们的生产经验，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因此各种活生生的动物形象、狩猎技能、祈祷上天赐给食物的渴望及祭祀的场景，深刻地烙印在他们的头脑之中，促使他们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生产经验传授给后代，于是纪实图画就这样产生了。这些纪实图画与当时人脑直觉印象思维形式相呼应，具有文字的性质，每一幅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往往就是一个或几个象形文字的前身，是人类最早的直觉印象思维的结果。今天丽江保留着的东巴经书，仍然是用东巴象形文字组合的图画来记事的，这种记事方式，正是中国上古时代，先民们创造记事符号的一种延续，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形象思维是汉字造型的出发点和最显著的特色。
图腾崇拜是由天地自然崇拜发展出来的一种宗教形态。“图腾”是北美印第安人奥季布瓦族方言的音译，意为“他的亲族”。图腾氏族认为本氏族起源于某种特定的动物、植物，主要是动物，与它们有血缘关系，故敬之如神，视其现存物类为亲属，从而对之顶礼膜拜，这样就产生了“图腾”。原始氏族常常以某种图腾为标志或徽号，作为标志或徽号的图腾形象，无疑就是最古老的象形文字。郭沫若在 《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 中指出：“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古代氏族之图腾或其孑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之文化而脱去原畛域者之族徽也。”这种族徽文字，保留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有许多，其字形的图画性昭示着比甲骨文和金文更加古老的身份，裘锡圭先生说： “族名金文不管是见于早期铜器的，还是见于晚期铜器的，都比早期甲骨文还要象形……这种现象应该是古人对待族名的保守态度所造成的。”[8]作为氏族标志的族徽，竟然是用文字来表示的，这恰好说明族徽文字的早期用途并不是用作语言交际，这是使汉字达到 “致人顶礼膜拜的位置”的起点。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甲骨文、金文，已经是具有完整体系的、能够全面记录语言的文字。即使这样，汉字仍然不仅仅是普通交际语言的附庸，古汉字曾更多地承载着祭祀的使命。刘志基先生指出： “以目前所见材料言之，除了氏族徽记外，上古时代文字之用主要有以下三途： 一为沟通人神之占卜记录，次为象征强权尊位的重器铭刻，再者则为王天下者之重要史实记载。”[9]甲骨是用来占卜的，钟鼎是用来祭祀的。占卜祭祀体现的是古人对自我、神灵以及空间、时间诸向度的安顿，是古人在满足“求生存”后，面对宇宙而采取的秩序意识的流露。即便是用于统治阶层的史实记录，也是尊位意识的一种折射。这三项文字功能，都说明汉字曾经承载着祭祀的使命，这一使命是与宇宙秩序和人伦关系有关的，对于宇宙之理的体察和对人伦关系的敬拜使得汉字本身具有了秩序的象征。因此在上古时代，汉字是高贵的，甚至是神秘的，汉字与不可言说之天道有关，与人在世界以及家庭社会中安顿归位有关。汉字承载了它自被创造之初便具备的生命的特征，汉语思维也在渐渐的存在过程的延伸中展开。
总之，汉字的出现与发展说明，文字并不只是简单的如西方语言学所断言的“是语言的视觉系统”，“是语言的书面符号系统”的一元化发展路子，而是多元发展的。汉字以形象思维为基础，以古人类的直觉印象为依据，在原始宗教和图腾崇拜中被催生、发展，并逐步由图画记事、族徽符号演变为象形文字。但是，族徽文字与后来的交际文字并不相互排斥，胡厚宣先生指出，商族先公王亥见诸甲骨卜辞，必赘加鸟形 （商人的图腾为鸟） ，“显然，胡氏在这里揭示了一个颇值得关注的文字现象： 族徽文字与 一般记语文字并无绝对的界线，而两者的密切关联则势必更将图腾与族徽的威严神圣有效地植入整个文字系统。”所以，汉字与西方文字除了产生、发展的路子不同外，其最大的区别还在于根植于汉字中的人文意识及由此孕育的中国人对汉字的尊字意识，以及这种意识流露的方式之一的书法艺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