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 人的不死的一部分
老子《道德经》：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由于“名”是在昏暗中诞生，又在光明中落脚，于是，今人重名，因为它和“姓”连在一起，可以成为一个人不死的那一部分。
“姓” 和 “名” 是两个很有趣的文化符号。汉字具有全息效应，它的构形造意及其文化含带，是历史最忠实、最可靠的证明和诠释，这是当今世界任何文字符号都是难以做到的。
“姓”和“名”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中所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可以把我们带入一个古老而单纯的世界。在那里可以领略中国古代一段文明。
现在中国人一提起“姓”就会使人联想父系宗法制度和男权主义，子女从父而姓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仅如此，女儿出嫁得随夫而姓，连民国大总统蒋先生的夫人、宋家三小姐也得冠以“蒋宋美龄”的美称。这是上流女性的待遇，普通女子嫁到夫家连名带姓全被省去，干脆叫“某某家的”。《红楼梦》中就有一个“周瑞家的”，你千万别以为这是周家的什么器皿摆饰或牲畜用具，她原来是贾府仆人中一个小头目周瑞的老婆。可是，女权早于男权，而“姓”恰恰反映是女权的象征，男人那时却一点边也沾它不上。“姓”由“女”、“生”组成，故名思义为女生，“姓”是记志远古时代母系社会先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一段历史的用字。在母系社会，母亲或祖母是本族落的最高首领，“姓”的本意是同出于一女性始祖的族落子系成员所共同享有的并区别于其他族落群体的符号标记。这是因为在母系族落社会的初期，族内的婚姻状况是杂乱无章的。史称“群婚”就是说男女之间不分辈份、血缘远近，都可以发生性关系。恩格斯说： “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人们发现近亲血缘婚姻所造成的子女多病、夭折、畸形等弊端以后，杂乱婚姻“禁例一经确立”，分族别统的“姓”便始出于世，姓便是区分婚姻状况的标志。于是族外婚、对偶婚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同时，“姓”又是一个与血缘连体的字，其本意表明同姓是由同一女性始祖所生，共俸一个女性始祖。“同性不婚”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步。中国最古老的姓如姜、姬、姒、姚、嬴、妫、姞、妘、婤、妊、始、好、媿、妃等无不打上上古时代随母而姓的印记。黄帝姓姬，是其母居姬水而生之； 炎帝姓姜，是其母住姜水而育之。
甲骨文的“生”是古人洗练得纯度相当高的一个字。“姓”从“女”从“生”，“生”也声，为形声兼会意字。“生”的造形来源于八卦连山体阴性符号“∨”和八卦易经体阳性符号“⊥”，这两个符号呈穿插之形，寓意为“生”。在古人的观念里和易经的义理中，坚定的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阴阳交合的结果。甲骨文一、二款的“姓”呈正反两个字形，其意义无别。《说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 ‘天子因生以赐姓’”。感天而生，那是假话，其意无非是阐释人类的那一段“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历史。
“姓” 的换位，是以 “家” 的出现为标记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偶婚制逐渐形成，以男性为主的家庭出现以后，母系部族聚落逐渐瓦解，“姓” 不再成为女人手中挥舞的令牌，它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落入男人的手中。到金文时，男权已经有了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人们便将“姓”由从“女”改为从“人”。“姓”字的这一改动，反映的是母系与父系两个社会的本质不同。小篆的“姓”又恢复了从“女”的形体，表明男人的自信与女权的无望。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姓”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没有也不可能不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在原始社会的母系族落聚居里，“姓”作为母系族落凝聚的象征与徽号，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活资料没有剩余的情况相适应。当社会生产水平提高、生活资料有所剩余的情况下，父系氏族的家庭所有以及父权的显露就成了必然。然而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生活资料极其丰富的社会里，昔日的那种“知其母，不知 （认）其父”的现象将会普遍发生，女人也将轻而易举地从男人手中夺回原来属于她的东西。星移斗转，时光流逝，“姓”字的魔方变幻，演化出社会的几多变革，折射出的是两性关系中的几多消长和男性的最终无奈。
甲骨文的“名”从“夕”从“口”，为会意字。上古时代，群婚时期的黄昏时节，夜幕降临，一片昏暗，是男女情人野外相约合欢媾遇的极好时机。但在接触时相互看不见面孔，只有呼其名。“夕”在古人的观念里为夜晚，是故“名”，从“夕”从“口”。《说文》：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据说，“黄昏”一词在日语中是“谁呀？他是……”的意思，这是对“名”的最好注解，可见中日文化是同根的。黄昏后的“名”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老子《道德经》：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是说物种无名的那个时候，世界是处在一种蒙昧状态；文明是从万物有名以后开始的。老子的这段话是极穷哲理的。在原始社会的初期人本无名，尤其是普通的人是没有名字的，或许由于这种“野合”的需要，方自命其名，“名”才慢慢走向寻常人家。
名，是人类文明的肇始，又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深深的脚印。姓是宗，名是目。当姓名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它既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在旧中国，揭不开锅的穷人知道风花雪月是不能充实他那饥肠辘辘的躯体，又晓得春兰秋菊也不会为自己的生活装点多少美意。于是，给孩子起名似乎与那些东西就保持了距离。记得儿时父亲讲过的一个有关起名的故事： 邻村一家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虱儿，二儿子叫虮儿，三儿子生下来很长时间没名子，夫妻二人正在犯难，这时，猫在炕边叫了一声，丈夫大腿一拍“对了！ ——喵唔儿”。这虱儿、虮儿、喵唔儿，不仅反映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而且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文化层面。
名，往往也记录社会历史的真实，当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形时期，孩子生下来的归属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弃婴就是一种社会现象。传说周始祖弃就是“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史记·周本纪》)。
同时，“名” 也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一种反映。1951年二月的一天，毛泽东给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彭德怀说： “我母亲生的头两个孩子都没保住，为了保住我，外祖母领我给一块大石头烧香，取名石三伢子……你叫石穿，我们全是两块石头嘛！ ”。文贺氏不仅为外孙起了雅名，还把石观音拜为他的“干娘”。1959年毛泽东回老家宴请亲友时还风趣地说： “今天该请的都请了，就差一位长辈没有来。”席间人们忙问，他笑呵呵地说： “就是我那石 ‘干娘’ 呀！ ”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名”音通“鸣”，殷卜中用作“鸣”，“雷耤在名，受有年”，是说电闪雷鸣，对庄稼有好处，一定有个好年成。“名” 口出而有声； “名”音也通“明”，名出而互明。虽然一般活时曰名，死后谓讳，分用义别，合用同名，而自名与讳组成双音词以后，中国的姓名文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后汉书·诫兄子书》： “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是谓“严家讳”。不仅如此，对长上是不得直呼其名的，否则如落不敬之嫌。凡从名所组构的汉字如铭、茗、洺、酩等都能给人脑际里留下一个清楚的底板。
姓名，负载着历史，是历史的印痕、色彩与脚步声，它勾勒出的是一副副古典戏剧脸谱，生丑净旦无其不有，唱做念打一应俱全。中国人的姓名简洁明快，涵蓄深沉，文化底蕴实足。姓名文化是华夏民族特有文化的一部分，其展示的是从古到今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族系脉络和繁衍生息的写实画卷。由于“名”是在昏暗中诞生，又在光明中落脚，于是，古往今来人们重名，所谓“雁走留声，人走留名”，正如《墨子·修身》：“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设，反之身者也。”因此，它和“姓”连在一起，可以成为一个人不死的那一部分，能给社会、后人留得一个永恒的背影。
湖北宜昌杨家湾出土的符号，属于大溪文化，距今大约六千多年，已具备 “字” 的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