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青铜这种适宜铸造钟鼎彝〔音仪yí〕器的质地优良的金属称为“吉金”，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就叫做“金文”。文字、青铜器和城市是我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三个重要标志。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一般认为大约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约前16——前11世纪），青铜器的制作更臻精巧。考古发现最早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商金文是古文明的生动体现，它作为我国成熟的文字和初期的书法，同样闪耀着万古不灭的光辉。

　　商初的青铜器，有铭文的较少，而且只有一二字不等，或记作器者的名字、族氏名称，或记所祭对象的称号。到了商代后半期，铭文的字数才日益增多，商末出现了40字以上的较长铭文。商金文篇幅虽小，其艺术成就和价值却不容忽视。即使寥寥数字，也不苟且轻率，刻板雷同。相反，它们都自有个性，极富变化，表现了作者从容自若的鲜明心态与竞相创新的朦胧意念。这使得商代的金文作品莫不极妍尽态，多姿多采。如著名的《司母戊鼎》与《司母辛鼎》，都属金文大字，又都笔势雄强，体态浑朴。但细品三个字的大小、排列、势态，又各具特色，别有风姿。三字之间，若即若离，半推半就，朝揖相处，顾盼生情，生动之极。在各自的布局中皆有独到的处理，显示了微妙的变化，可说是无生硬分割之处，有浑然一体之效；无刻意求工之迹，有一任自然之妙。商金文中的这类作品，可视为中国最古老的少字书法，其巧妙之处正表现了制作者令人叹服的用心，数千年后仍能给人以艺术的启迪，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商金文惯用肥笔和波磔，这是它在用笔和线条形态上的特点。有些特别粗壮的笔画，并非一笔写成，而是作了适当涂染的，所以比一般笔画粗几倍，它们在整个篇幅中就显得很突出。还有一种笔画，落笔用露锋，中段按成粗笔，收笔不作回锋，顺势提笔抽出，自然形成特有的波磔，称为“捺刀”或“煞刀”，在整体中同样十分耀眼。这种笔法和线条的运用，一直影响到西周初期的金文创作，西周后期才逐渐减少或消失。从商金文的布局来看，肥笔和波磔既是一种着意的夸张和渲染，以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是制作者有意识的创作追求；但看得出又是有所控制，极有分寸，似乎意在点缀，并不一味滥用。无疑，这些夸张的肥笔和波磔，使商金文呈现出一种厚重之美，肥健之美，壮实之美，既增添了浑厚雄强的气象，又使它同钟鼎彝器坚实的造型和沉稳的风貌显得更加协调相称。从审美趣味上说，这种独特的用笔及其产生的肥硕点画，有很强的吸引力。它的情趣流露十分鲜明，从其外部形式上就能感受到肥拙喜人、古趣横生。它以整体篇幅圆润流畅的点画为背景而点缀其间，从而获得夸张与强调的艺术效果，并构成突出的艺术反差，其肥拙就显出一点笨拙、迟钝的意味，带有一种憨态和稚气，给人特有的古拙美感。从笔法上看，这种两头尖锐中段肥壮的线条，同古老的陶片、骨片、玉石上零星的墨书文字所显示的一样，是古人驾驭毛笔运用提按、轻重、快慢等用笔技巧的最初尝试，染笔的运用更带有原始的特色，这些同样具有一种天真、古拙的色“彩和气息。它们在后世虽然已为更加成熟精当的艺术形式和技巧所代替，但它们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童年的气质，是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美，具有永久的魅力。

　　这种原始气息也体现在文字的造形中。商金文的线条可粗可细，可方可圆，可曲可直，变化多端，象形写意能更臻妙境。加之是铸款成文，在写、刻、铸的过程中可以从容细致地加工，文字造形也就可以极力追求精巧生动。虽然商金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离原始文字已很遥远，但造形中保留和表现的原始意味仍很浓厚。其象形写意更加逼肖传神，特别是那些族徽文字，图画性、装饰性的特点更显著，其中传达着的悠远、深沉、神秘的信息虽已不易捉摸，但制作者既庄严又洒脱，既专注又随意，既正经又放浪的复杂心理与万古幽情，却又是隐隐可以感受到的。

　　商金文的章法也变态百出，颇见匠心。大小、斜正、疏密、虚实，往往安排得巧妙而又自然之至。布局中相反相成的诸多对立因素在具体调度中既有所强调和侧重，又能浑然成一整体。像《四祀邲〔音必bì〕其卣》铭文，在卣底圈足内的圆形空间里布局，全文42字，作者竟能安排得如此大小相参、秾纤得度、密而不挤、纵而不乱，篇幅虽小而游刃有余，其出神入化之工让人惊叹。后世团扇形式的书法作品，其章法之妙可与之并驱争先者殊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