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方鼎为商殷中期（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的青铜器。方鼎通耳高133厘米、长112厘米、宽79.2厘米，壁厚六厘米，足高46厘米，足径15厘米，重875公斤。1939年3月，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农民吴玉瑶在压中掘获。出土后，拟锯断运出，但锯了一足，未能锯下，又恐日寇掠取，遂加掩埋。1946年6月重新掘出，先存南京博物院，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不仅是我国现已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而且在世界青铜文化中也是罕见的杰出作品。它的制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优秀技艺的结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奴隶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腹内长壁上铸铭“司母戊”三字。“司”释为“祠”，通“祀”，就是祭祀的意思；或释作“王后”的“后”字。“后母”即“王母”。母为商代某王的配偶。此鼎系殷王为祭祀母戊而作。近年通过对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文物的研究，以及对“司母辛”方鼎的造型、纹饰、铸造技术、铭文内容式样、字体风格的综合考察，不少学者认为此鼎很可能是武丁晚期铜器。

　　铭文大字形体雄劲浑厚，用笔起收具见锋芒，线条为首尾较尖、中间偏前的部分较粗的波磔体。用笔提按起止的笔意痕迹比甲骨文更加明显，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而且在器上真实地翻铸出来，不仅表现了书写者的技艺与修养，也反映了当时铸造工匠的高超水平。铭文笔势雄健峻刻，形体奇谲，章法谨严紧凑，布字巧妙，表现了雄建宏伟的气象，又有浑成自然的意趣。商代殷墟晚期书写技法的特点是露锋落笔与收笔时的提笔抽锋，在甲骨契刻文字及青铜器铭文中都能清晰地反映出来。因甲骨文字是用刀在硬质材料上契刻的，故线条更加瘦硬劲挺；而青铜铭文制范时用刀刻契阴文于泥版上，且字形较甲骨文大，并可剔清底槽，使显字清爽，所以形体雄劲浑厚。此鼎铭文与墨书陶片“祀”字及墨书甲骨文字在用笔与结体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从这些书作中可以窥见当时的用笔技巧与法书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