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康王（约前11世纪一前10世纪间）金文《大盂鼎》，清道光初年陕西省眉县礼村出土，曾归潘祖荫，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铭文19行，共291字。内容记载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财富的命令。此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西周时代形制最大的青铜器。金文大都是刻范铸造，因此字的笔画要比契刻在兽骨上的甲骨文粗壮，在单线的组合中往往出现了粗点子，有些笔画甚至写成了面，点、线、面组成了独特的金文字体。在结构方面，各部分的配合与呼应比较讲究，象形意味比甲骨文少，符号性强，外形以长为主，大小渐求匀称，行款也整齐清楚，富于装饰性。

　　大盂鼎铭文，点画圆浑，骨力内含，下垂的笔画下端用笔较重，略为粗壮，然后提笔收起，形似倒韭，非常美妙；体势谨严而不乏变化，有诡谲庄丽之感，加上布局精整、规则，字里行间体现了威严的气势和瑰伟的色彩。铭文书法与青铜器形制，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使人想见当时那种祭天地敬鬼神的情景，神秘、庄严、虔诚、隆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故大盂鼎铭文书法，实为西周前期金文书法的典范。

　　大盂鼎铭文不仅记录了周康王下达的一道命令的内容，而且“书史之性质变为文饰”（郭沫若语），与花纹同其效用，同时正如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所说：主要“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急……就象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纯洁的‘乐音’来，发展这乐音间相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则的变化来表现自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自心的情感。”因此大盂鼎铭文的书法美，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见情感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形式”，积淀着汉民族深沉而独特的审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