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和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在商周青铜器中，鼎是礼器之首（钟则为乐器之首，青铜器铭文以二者为代表，合称钟鼎文，又称金文）。正因为如此，鼎的制作特别注重造型风格，而其铭文也特别讲究艺术的美。

　　《毛公鼎》是鼎中的佼佼者，清代道光（1821——1850）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它形制古朴庄重，为周宣王（前827——前782）时器，一说为周厉王（？一前828）时器，现存台湾省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铭文共32行，497字（包括重文），是已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长者。内容为周王颂述先德及记叙局势一“四方大从（纵）不静”，诰诫和褒赏臣下毛公（父），勉励他辅佐朝政，效忠王室。其命辞散而无韵，典重尔雅，古穆简奥，风格与《尚书》中的诰命文字相近。

　　这一长篇铭文，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有极可宝贵的文字学、美学研究价值，是金文中的瑰宝。它和著名的散氏盘铭，被并称为大篆的姐妹篇。

　　在用笔上，它圆笔尖笔并用而以圆笔为主，笔姿稳重优美。从总体上看，其起笔一般用圆，收笔有时见尖，如第二行的“大”、第六行的“三”（四），都是圆起尖收。但是也有例外，如第17行的“告”、“父”，第32行的“休”等，又可见尖起的笔画。

　　其用笔的另一特色是，瘦笔成了统贯全篇的基本笔法。毛公鼎铭是西周晚期金文的代表作。它和西周初期的金文如大盂鼎铭或令簋铭大量施用肥笔相比，几乎纯系瘦笔，只有“天”、“正”、“氏”等极少数的字用肥笔，就连“王”字的第三横也打破惯例，不用肥笔。然而也偶有例外，如第五行的“王”就带有肥意。由此可见，金文在书写上至此已更趋于成熟的境地。这样，不但书写便捷省时，有其实用价值，而且促成了整幅作品“篆尚婉而通”（孙过庭《书谱》）的流畅之美。

　　该铭文的结体取纵势，和散氏铭的以横势为主恰恰相反，二者在体势上犹如双峰并峙，两水分流，互为辉映，各成其美。在古代，“篆”曾被释为“引书”，即引笔而书。毛公鼎铭由于取纵向体势，因而引笔悠长。仔细审视铭文，可见其每一字每一笔，或左引，或右引，或上引，或下引的挥写过程。由于引笔纵而且长，又不弛不急，能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因而能使全篇在凝重静穆的风格中又增添了几分流畅感。

　　就章法来看，它纵有行，横无列，又不象令簋铭那样恣情错综，而是横向略见参差，加上双向弧形排布的纵行，全篇显得曲而有直体，直而有曲致，这是金文中不常见的富于别趣的行款之美。

　　在书艺风格上，它吸收了西周初期金文奇丽肆纵、平质敦实两种风格，使之糅合而趋于后者。如果说，散氏盘铭的欹侧因素多于平正因素，那末可以说，毛公鼎铭的平正因素多于欹侧因素，然而它又不同于孝王时代规整匀齐、端庄遒美的大克鼎铭。刘熙载《艺概·书概》说：“篆书要如龙腾凤翥，……或但取整齐而无变化，则椠人优为之矣。”就是说，篆书一味整齐，状如算子，就会变成印刷体。毛公鼎铭毫无此病，全篇达到了平与奇、正与侧的统一。如“王”、“文”、“吉”、“女”、“公”等为数颇多的字，都以平正为美，这是通篇的主流。但有些字又以奇纵变化为美，以第七行为例，“静”字特长的引笔，将全字界分为三部分，从不均匀中求均匀，而字形向右倾斜；“永”字几个较长的引笔屈曲优美，富于流动感，而使字形向左欹侧；“乌乎”二字，均聚而不分，笔画钩环盘绕，交错纠结，近于图画；“”字则体形特大，比下面的“余”字大数倍，其四个组成部分也大小悬殊，对比鲜明，各自成体，向背有情；一个“巩”字，则以纡徐错综、奇中见正为特色。总之，毛公鼎铭的字形，大抵能因势而变，真可谓“束腾天潜渊之势于豪忽之间”（王澍《学书剩语》）。然而，通篇看来，一字字，一行行，茂隽多姿而又古朴凝整，给人以不尽的美感。

　　毛公鼎铭文纵长的体势，可谓已开小篆之先河。清代出土后，对书坛的影响尤大。马一浮《蠲戏斋题跋》盛赞此铭说：“笔画精丽，如见成周文物之盛，下视（李）斯、（程）邈，乃自郐以下矣。吴昌硕一生学此，遂夺顽伯（邓石如）之席。”即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