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在山西省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都城新田的故址）古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盟书。盟誓作为一种政治活动，盛行于春秋时代，通过诸侯和卿大夫的盟誓仪式，缔结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联盟文书，即称作“盟书”，历史上也称为“载书”。《周礼·秋官·司盟》：“司盟掌盟载之法。”郑玄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以上而埋之，谓之载书。”目前相继发现的大量盟书，其年代均为春秋和战国之际。《侯马盟书》、《温县盟书》等便是这种盟誓活动的实物资料。

　　这种写着盟誓辞文的玉石片称之为“策”。“策”主要呈圭形，亦有长方形、方形和圆形。最长的达32厘米，最短的约18厘米。共计约五千余件，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而漶漫，真正可以识读的只有650余件了。玉石片上的文字为当时手写朱迹，其中也有少数墨迹，反映了当时盟书的书写习惯。

　　《侯马盟书》为毛笔书写，书体为当时的手写体。从用笔上看，《侯马盟书》并不象金文线条那样单一，由于用笔表现出提按用锋的变化，落笔重而收笔轻，收笔多出锋，犹如丁头鼠尾，极似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收入的古文，因此不由得使人联想古代关于科斗文的记载。这种起止处利用毛笔的弹性，起倒自如的用笔，显然富于情趣，所以虽为篆书，却甚有行草之动感。如果注意笔画之间的关系，我们还会发现《侯马盟书》在快写中已经出现了映带和连笔，上笔与下笔顾盼呼应，气势连贯，开后世草书之先。可以说《侯马盟书》是篆书通向隶书的第一块界碑。古人云“篆之捷隶也。”如果将《侯马盟书》称之为草篆，那是当之无愧的，并且因此可感觉到由篆向隶演进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