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川木牍》是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城郊郝家坪发掘一处战国土坑墓葬群时出土的，所以叫《青川木牍》。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发现木牍两件，一件残损过甚，不能辨读；一件较为完好，长46厘米，宽2.5厘米，墨书字迹，清晰可辨。正面三行，文字识读如下：“二年十一月乙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古通茂）内史匽、民（取？）臂，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埒。正彊（疆）畔，及发千百（阡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隄，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相为之。……”（119字内重文二字）。反面四行，一行“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九字；二行“□一日，□一日，辛一日”七字；三行“壬一日，亥一日，辰一日”九字；四行“戌一日，□一日”五字。（共30字）总计连重文149字。

　　牍文中有“二年……丞相戊（古通茂）”等字。按《史记·秦本记》“〔秦武王〕二年（前309），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又《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武王立，蜀王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还，而以甘茂为左丞相。”此牍出土地点，正在古蜀地，与史传相合，可见牍文书写于战国秦武王二年至四年间（前309一前307），距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前221年）88年至86年。

　　这枚木牍虽只一百余字，对研究先秦治理土地施政情况，是第一手重要资料；对研究书法发展史，又是从大篆中派生出来的最早的隶书实物，而且是墨迹，就更足珍贵了。

　　牍文书法是由大篆直接演化派生的隶书，为隶书的最初造型，故其中还夹杂着大篆结体的字，如“梁”、“败”。更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大”字已萌发出草书的新芽，这种非篆非隶的造型，也是前所未有的。后此的章草“天”字下面的“大”，就是从这个新芽茁壮成长的。这又证明，草书与隶书乃是同时派生和发展的两根分枝。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这就是说，秦始皇时代，为了解决“官狱职务繁”忙，提高书写效能，已用隶书书写文牍。西晋时卫恒《四体书势》中说：“下杜人程邈为衙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梁·庾肩吾《书品》说：“隶书发源秦时，隶人下邦程邈所作。”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说：“案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由于张怀瓘不但说程邈造作隶书，而且有三千字的数据，这就把程邈创造隶书的专利权完全肯定了。这个说法一直流传到20世纪70年代，谈论隶书源流者皆津津乐道，其实是不正确的。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1100多枚秦简，其邻近七号墓椁室门楣上有“五十一年曲阳士五邦”九字隶书：1980年又出土《青川木牍》。这两批早期隶书实物的出现，完全否定了程邈造隶书的传说。

　　纵观中国文字各种书体的产生，都先是底层群众从实用开始，逐渐发展，而后由知识阶层加以整理归纳，达于规范化，推广流传的。从来就没有那一个天才个人创造出来的事。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直到现代的简化字，都是从生活实用中逐渐演化发展。若说程邈对隶书作过一番整理工作，则是合乎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