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至1978年6月，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汲公社发现一座古城遗址，南北长约4000米，东西宽2000米以上，此即中山复国后的都邑灵寿。在城内外掘出战国墓葬30座，其中有中山王的墓葬多座，出土珍贵文物19000余件。中山王一号墓所出青铜器众多，其中90件有铭文，是当代古文的重要发现。中山王（错）铁足大鼎1977年于一号墓西库出土，是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通高51.5厘米，最大直径65.8厘米。鼎身圆扁，盖顶有三环组，附耳，腹中部有一道凸弦纹，蹄形铁质鼎足。鼎盖环形以下至鼎身足部以上，有刻凿的铭文77行，每行六字，末行一字，上部有一终结符号。全文有重文10，合文二，共469字。现存战国青铜器以此器文字为最多，也是建国后发现的最长的一件铜器铭文。铭文内容系记述中山公元前316年燕王哙把君位让给相国子之，最终遭致国破身亡的教训，告诫嗣王警惕重演燕国的事件。大鼎制作于战国中期中山王14年（约前313年，另说前309或308年以后）。器今藏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铁足大鼎铭文刀法老练，技巧极为纯熟，文字秀丽，笔画瘦硬劲挺，纤细工致，用笔圆转飘逸，字形修长而优美，婀娜多姿，结体取纵势，疏朗宽松。除鸟形等偏旁尚存象形意趣外，字形大多已摆脱了象形的束缚，是装饰性很强的美丽繁茂的鸟虫篆变体。古文字学家认为其语言文字的特点有四：一、出现了过去没有见过的虚词，如“哉”、“焉”、“呜呼”等。二、用增加偏旁的方法来增加词义，使文字在记录语言上逐渐趋于精密。三、附加符号和装饰性笔画、偏旁，最常见的是在字的右下角加两短横，表示重文，如“其二”；或者表示合文，如“夫=”（大夫）等。另有一些字的旁边上加一笔旋涡纹“羡画”，作为填空作用的美术装饰性笔画，这是区别战国前期鸟纹装饰的另一特色。四、铭文用更换形符，增加表意偏旁，会意新造等方法，创造了一大批新的异体字。（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孙稚雏文）战国铭文多刻凿，与墨迹相近，笔性活泼自如，若不经意。而此铭独树一帜，风格特异。铭文笔画有提按笔意变化，起处顿笔略粗，中间稍粗，尾部收笔尖细，尾部略粗，这样的线条效果是当时使用的书写工具的特性决定的。与铁足大鼎同时出土的夔龙纹方壶，通高35厘米，四面刻铭文448字，体势与之相若，但更瘦劲。大鼎与方壶铭文体势匀整，映带披拂，风姿绰约，非善书的高手不能为，应是宫廷书家（史官）所写，而由工师奏刀。这类字体大都流行于宫廷，服务于宫廷，专铭于王室重器，如后世的院体画。故篆书美的传统是华丽典雅，具有浓厚的宫廷气息。施于国家重器必多考究，中山王二器（大鼎、方壶），字体庄重，严谨规范，笔画工整清晰，结构繁复，喜用饰笔，体势布白匀整，行款整齐，所表现的肃穆庄重而和谐，正体现了统治阶级“王权”至高无上的威严。同出杂器铭文及30年代在平山故城附近发现的河光石刻铭文（今称《守丘刻石》），字迹潦草，形体或简率，或粗放，是当时的书写文体，与此铭恰成鲜明的对比，显然是出自不同书家的手笔。然而，更主要的是由器物性质决定的。中山末世“贵儒学，贱壮士，不教人战”，以至灭国。从大量出土文物的工艺水平之高，可见中山国统治阶级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从鼎、壶等铭文反复引用《诗经》，并同于《左传》、《大戴礼记》的文句可以为证。王室重视书法人才，追求精丽流美的书风，也正是“贵儒学”的必然结果。

　　中山王鼎、夔龙方壶上的铭刻文字用笔、结体相近，是战国时期的原物，更能代表战国时期中山国当时官方文字（也可以说是“古文”）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