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关中天兴县三畴原（今陕西宝鸡石鼓原）发现了10只略似鼓形而顶微圆的刻石，因称之为“石鼓”。10只鼓大小不一，高度、直径二尺上下。每鼓刻诗一首，所咏为渔猎征旅之事，故亦称其为“猎碣”。

　　石鼓被发现时，文字已有剥泐，后经风吹雨打，苔藓侵蚀，又屡经迁徙，尤其是几百年来无节制的拓榻，敲击擦扫，剥泐漫漶更甚。连重文计算在内，《石鼓文》共约600余字，宋时存字不足500，迄今仅存200余字，有一鼓已文字全无。石鼓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最先著录石鼓的苏认为《石鼓文》系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书。其后李嗣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窦《述书赋》、徐浩《古迹记》、韦应物《石鼓歌》、韩愈《石鼓歌》、周越《法书苑》均认为石鼓刻立于周宣王时。欧阳修《六一题跋》对上说提出三点疑问，但又认为“至于字画，非史籀不能作也。”金学者马定国著《石鼓辨》万余言，认为是西魏宇文泰狩猎歧阳时所刻立。郑樵《石鼓音序》从文字字形嬗变角度出发，考订为秦国“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也。”清代学者武亿、俞正燮等人又以为是汉、晋、北魏之物，但这些观点影响不大。近现代学者都同意郑樵秦篆说，但在具体刻立时间上又聚讼不决，他们从史实、铭刻史、字形、词汇、书法、诗的内容等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证，或定为文公，或认为是襄公，也有定穆公、灵公、献公或惠王的。从文公到惠王，时间跨度逾四百年。总之，《石鼓文》刻立时间尚无定论。

　　《石鼓文》的字形介于金文和小篆之间，许多字的结构与《说文》所录籀文相合，如“囿”、“则”等字。而另一部分字则和小篆相近。从整体来看，《石鼓文》脱胎于金文，但又与金文距离较大，它应该属于大篆范围，而且是秦国的大篆，也就是小篆的直接祖先。

　　与金文相比，《石鼓文》书法有着自己的显著特点。首先，吉金文字受器皿的局限，字体较小。而《石鼓文》字径二厘米左右，且字多逾六百，非金文所可以比拟。其次，早期金文原泥范浇铸，后期虽改为刻文，但铭刻规则也随之严格。《石鼓文》因材料工具的不同，已一扫铸造气息。且在凿刻形制上比较自由。第三，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即纯文字的金文，一般刻于器皿内侧，只能给少数人看到。而作为刻石的《石鼓文》则立于郊野，人人得而观之。汉字除了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外，还可以是书法艺术的载体。公开供人观看，促使汉字书法因素的开始成熟。自《石鼓文》起，书法艺术开始了长足发展。

　　《石鼓文》在制式上比金文款式自由，但在结构法度上却比金文严谨规整。它每字大小相仿，结体扁平方整，将字画截长引短，务使匀称整齐。字画粗细均匀，藏锋圆头，多用曲线，曲率变化众多，弧度优美，圆而不规，方而不矩，转角多用圆变，线条遒劲有力。

　　《石鼓文》自唐初被发现以来，一直受到书坛的赞誊。例如苏勖说道：“虞褚欧阳，共称妙墨。”张怀瓘《书断》也说：“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又曰：“开阖古文，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也都对《石鼓文》书法艺术作了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