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用“威德”巩固自已的统治，曾五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所到之处，先后七次刻石，以颂“秦德”，《琅玡台刻石》便是其中的一块。

　　琅玡台位于山东诸城东南百六十里，相传该刻石至明代时，石中偏西开始出现裂痕，至清乾隆时由泰州宫懋让知事用熔铁将石固束起来。流传至今的传世拓本，都是铁束以后的本子。道光间铁束散，石碎，后知县毛澂筑亭护之。光绪二十六年（1900）遭雷击毁失，直至1921年才有人从棘丛中找出几块断石，並将其粘合。原石建国后藏山东博物馆，1959年移置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现存《琅玡台刻石》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刻石原有文字576个，其中有秦二世时补刻的诏书287字。今天流传下来只存诏书文字13行，每行8字，共计85字，並损泐严重。据传，秦始皇时所刻文字于北宋时已泯灭不存了。

　　这块刻石与《泰山刻石》同是典型的小篆。结构由金文、大篆的繁杂错落变为整齐划一，形体修长，平衡对称，展现了严肃、齐整、统一的风格，很富理甘的时代精神。这种形式正是适应了秦代统一天下以后政治上的需要。如笔画平正，字形长方，给人稳定之感；纵向取势，结构重心提高，示人以崇高之态；还有严格匀圆的线条和精确的中轴对称，以追求华美的姿致，也是与刻石颂德、美化当时统治的目的相一致的。

　　经过规范整饬、笔画省减的小篆，从书法美学上来看，是将大小参差、繁复重叠、自然活泼、带有朴素原始美的大篆，变成整齐华美，类似图案的装饰文字，使大篆原来所具有的图画性趋于消失，而由小篆抽象的图案性替代，这反映了对文字形式美追求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也使文字造型美在书法中更具有明显独立的意义。

　　《琅玡台刻石》相传为秦丞相李斯所书，从文字结构与书写风格来看，与商周铜器铭文是一咏相承的。如“大夫”写成合文，这是袭用甲骨、金文中的书写习尚，形体上也与《秦公钟》和《秦公簋》十分接近，线条柔曲，有古厚之气。如果与《泰山刻石》的风格作一比较，《泰山刻石》的线条平直严谨偏于静，而《琅玡台刻石》的线条则婉曲流丽偏于动。两者的风格迥异，很可能不是同出李斯手笔，这在结构上的差异可以看得更明显。《泰山刻石》接近正方，显得宽博典雅，端庄宏伟；而《琅玡台刻石》则趋于狭长，纵势明显，上密下疏，加上曲笔舒放，显得刚柔相合，端姿旁逸，形成了不同的形态结构。

　　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对李斯的小篆有“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长风万里、鸾凤于飞”等评语。“画如铁石”是讲线条劲健的骨力：“字若飞动”、“鸾凤于飞”是说线条的柔曲飞动；“长风万里”比喻线条的舒放，这些特点《琅玡台刻石》可谓兼而有之。因此，《琅玡台刻石》的书法风格比较接近传统对李斯书法的评述，可以说是李斯比较可靠的代表作。《琅玡台刻石》灵动的用笔和流美的线条，对汉篆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对以后各种书体的用笔开启了新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