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写金文者，皆以三代鼎彝为典则，认为两汉铜器已是强弩之末而加以忽视；学汉隶者，常以丰碑巨刻为范本，往往不从铭文中汲取养分。二者均不免有遗珠之憾。《阳泉使者舍熏炉》铭文就是汉金文书法的杰作之一。

　　《阳泉使者舍熏炉》铭文为：“阳泉使者舍熏庐有般及盖，并重四斤，五年六安十三年正月乙未内史属贤造。雒阳付守长则、丞善、掾胜、傅舍啬夫兑。”存47字，隶书。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和陈介祺《簋斋吉金录》均有著录。文中有“□□五年”，未知年号。“六安十三年”为诸侯王国纪年。陈介祺以为西汉时器，误。因铭文中“洛阳”作“雒阳”，汉光武帝建都洛阳，自以为以火德王，火德忌水，改洛阳为雒阳。三国时曹魏自以为土德，水得土而活，土得水而柔，去隹加水，仍改作洛阳。故知此器为东汉时物，从字体看应在东汉前期。

　　铭文“熏炉”作“薰庐”，“盘”省皿作“般”，“善”简省作“”，结体修长扁阔，各随字势，笔画信手刻成，似未着意经营，如“使者舍”“有般”、“史”、“造”、“长”等多数字的撇捺舒展奔放，戈戟交架。而有些字如“泉”、“庐”、“并”、“月”、“属”、“善”、“啬”等又是内敛含蓄，息心静气。两相映衬，擒纵有度，参差错落，意趣横生，与汉简书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笔画虽无粗细提按变化，因是快刀在坚硬的铜器上凿刻而成，故並非放纵无归、轻浮滑率，而是瘦硬中含柔韧，劲利中见逆涩，直而有曲，行处皆留，可见刀法与笔法原来也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