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碑》原碑刻于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宋哲宗元祐年间出土于资州（今四川省资中县）。现在河北永年县所存的那一块，是明世宗嘉靖年间重刻的。不知什么原因，唐耀在重刻时定为蔡邕的书作。

　　宋代以来，评论家对此碑均极为推崇，如清人翁方纲就说：“是碑体参篆籀而兼开正楷之法，乃古今书道一大关捩。”所谓“体参篆籀”，是说该碑在笔法始终饶有篆籀书中锋浑厚的意趣；而体现在结体上的，则以部首、边旁最具典型，比如“菜”、“叶”等字的草头“性”、“懿”等字的“心”旁等等，就很说明问题。所谓“兼开正楷之法”，则是说这块碑中有些字的点画结构，已经很具备后世所说正楷书的点画雏型了，只须细细体味，便不难随处可以看出端倪来的。

　　可隶书毕竟还是隶书，因此还应从隶书角度来认识它的特色。那末此碑的隶书特色究竟和其他东汉隶书碑刻有着什么样的不同呢？这除了在用笔上隶中夹篆，隶中出楷之外，还在于从头到底地改变了隶书的扁形为新体之方形。并且同时还把字的下缘写得参差不齐，从而又打破了隶书底座一味端平的陈规，使观赏者耳目为之一新。

　　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说：“相传明时修县城，伧父用碑作郙石，今所存之碑，系嘉靖间重刻，毫无意味。翁覃溪（方纲）据宋拓重刻一本，亦不见佳。独念是碑自欧（阳修）、赵（明诚）以来皆称为奇古，曾不得一见真本为可恨也。原本道光时藏顾湘舟处，今不知所在。”这段话说明此碑宋拓真本的可贵，世人罕有获见其庐山真面目者。因此上海博物馆所藏潘氏古楼旧藏宋拓一种，真可谓稀世之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