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石经》受诏校书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刻石完成于光和六年（183），以创始年名，故又称《熹平石经》。碑立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讲堂东侧。因史籍误载立于鸿都门学，故又误称《鸿都石经》；这是官方校正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仪礼》、《论语》）文字的统一版本，起到了文字规范化的作用。八分书，46石，碑高一丈许，宽四尺，每石35行，行约70一78字，表里两面刻字，计200911字（校记、题记未计）。《后汉书·蔡邕传》有“自书册于碑”之说，但是《洛阳记》、《水经注·谷水注》、《魏书·江式传》都认为非蔡邕一人所为。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董《广川书跋》、洪适《隶释》（卷27）、《隶续》（卷21）皆根据出土石经残片实物指为多人书写，如马日、左立、孙表、堂溪典、赵刘弘、张文、苏陵、傅桢等。清王昶《金石萃编》、近人马衡《汉石经集存》都先后指出，蔡邕光和元年“以诏对金商门崇德殿陈灾变事，得罪徙朔方，明年遇赦，亡命江海，居吴会者积十二年。”蔡邕在东观只三、四年，光和二年以后的校经书碑工作并未参与。刊刻《石经》分为正定文字、书丹、镌刻三步，参与此事而见诸史籍及碑文者20余人，记载所遗漏或碑文湮没者还不在少数。“所书七经文字，虽面貌相似，而工拙攸分。或人书一经，或一经又分数人，皆未可定。要之校经及书碑之役，必成于众人之手，可断言也。即令邕以善书名家，以一人之力而写46碑两面之字，事实上恐不可能。”（《凡将斋金石丛稿》卷大）可见《汉石经》是集体通力协作的艺术成果。部分碑文由蔡邕书丹则是可能的。

　　石经刻成以后，几经战火和迁徙，破坏甚巨。残石自唐代出土，受到重视，並藏拓本于御府，以“开元”二字小印钤记，与法书名画同藏。至宋，时时得之，如获至宝。1922年冬，石经残石又陆续出土于洛阳故城太学遗址，达百余块之多，分别为罗振玉、马衡、徐森玉、文素松等及北京图书馆所得。现分藏于上海、陕西、河南、台湾等地博物馆及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传世旧拓，大多为宋、明重刻本。翻刻本极多，惜今多不存。影印本以马衡《汉石经集存》最为精审，收拓片520事（号），存字八千数百余字。其中最大一块残石两面刻《易经》，分别有21和28行，存字都有400余。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及续编，王献唐《汉魏石经残字》，张国洤《汉石经碑图》、《历代石经考》，均穷搜尽讨，取各家之长，颇多发现。

　　在诸经残石文字中，笔迹差异很大。“以书石之多人，致体势之互异。”《春秋·僖公》残石字大笔画丰厚，字取纵势，结体宽博凝重，“楚、齐、曹”等字数见，字形长扁宽窄各有差异，大小错落，疏密相间，气势连贯，变化多端，生动自然之趣跃然碑上。此残石兼有《西狭颂》的潇洒和《郙阁颂》的浑厚，颇具拙厚之态。《周易》残石笔画瘦劲，用笔圆润，点画流美，逸致翩翩。书体宽扁，笔力内含，洒脱遒逸。取横侧势，如长臂猿探身取物，笔长意远，极其势而去。布白疏宕，风格秀雅，直为《曹全碑》、《小子残碑》的化身。《周易》的另一种风格则是方正、疏朗、宽博，与上述书风迥异。《鲁诗》残石则多以方正劲挺为基调。中锋铺毫，笔画如金钩铁画。结字刚劲猛利，剑拔弩张，似有扛鼎之力，可见作者的力足气满，倘无惊人笔力，断不能至此。杨守敬评《孔彪碑》曰：“笔画精劲，结构谨严”。观此残石可见《石经》与《孔彪碑》气息相通。《论语》残石则多以长体纵势为风规，丰满凝重，笔画肥厚而能灵活，所谓“润而不肥”。波挑不巨而益显其浑厚峻刻之态。布白紧凑，行密格满，章法茂密，有《鲁峻》之风神。康有为曾说：“帖中《州辅碑》兼雄深茂密之胜，《熹平残碑》似之，又加峻峭也。”此残石可为注脚。《春秋·庄公》残石以方笔出之，用笔方折，斩钉截铁，锋芒毕露。结体方整劲饬，笔势外拓，即《鲜于璜》、《张迁》诸碑也没有这样平起平收、剑拔弩张之势。魏黄初元年《孔羡碑》及吴天玺元年《天发神谶碑》的某些用笔与此残石相似，可见此残石为魏晋书风之先祖。有些常用字如“之”、“人”、“子”、“乱”等相同的字在全碑中或同一残石中数见，体态都各不相同，尤以“之”字最富变化，在《汉石经集存》中重见凡46次，用笔的方圆，主画捺笔的长短粗细，点画的俯仰，点的方圆、长、三角等形，撇捺连写或分断……变化无端，使字形的宽纵、点画笔意、取势布白皆不雷同。书写者恣情纵意，不刻意求工，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形象。《汉石经》是经典之作，为了显示肃穆庄重气氛，故以谨严精美的风貌出之，其雄健者以骨胜，其温雅者以韵胜，既有刚健笃实之态，也有灵秀矫捷之趣，结构严谨而不板滞，意态庄严又不失风姿绰约。它是在分书成熟的灵帝时期吸收和总结民间书家的书艺特点，由众多书家书写的巨作，因此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汉碑艺术大观，从中可以欣赏到多种风格的汉隶书形体美，代表了分书成熟时期的风格和成就，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它总结了两汉文字的书写法则，以“石经”的形式公布了标准字形，进行文字规范化工作，是继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在文字改革史上的又一创举，对后世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