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碑》，隶书。碑阳15行，行42字。碑阴三列，上二列19行，下列三行。额篆书阴文“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刻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明万历间（1573——1620）发现，碑石今在山东泰安岱庙。

　　《张迁碑》书风的主要特点是：坚实、朴茂、稚拙、倔强。碑额篆书有汉金文韵味，是汉碑额中难得的隽品。构成这些特点的要素，除书法结体“精神内含”以外，刻工的时代风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此碑字型结构，运笔技法，都全力倾注于敛，极少纵逸笔画。即使稍纵笔线，亦仅示意而已，仍以擒敛收笔。

　　例如：“君、字、方、也”四字，“君”字长横本可纵笔波发，而它横画运笔顿挫坚实，似平而微仰，收锋略示波发意即敛住了。左撇本可用开拓以表情性，而它一下笔就极意内敛，直下如竖向内微弯以蓄势，最后向左微弯收笔，略示撇意而已。“口”部仅用六分之一的位置，把下角构成整个字的正方形。这些安排，突出了谨严、质朴的美感。“字”字的横画，最易流于刻版，而本碑书者著意把“子”的钩笔写成一个半径圆弧，不仅破掉直笔画的刻板，更觉欹正生情。“方”字仅点画二笔平正，馀下二笔迂缓回环，是较难安排的，但本碑书者巧妙地把一点压在横画偏右，以蓄其势，长撇从点下发轫，回旋左拓，最后钩笔腾空运行至收笔时与撇稍微靠近，逆锋作方笔收锋，略呈钳形，把两笔松散笔画构成包抄之势，与顶上紧压之点，遥相呼应，动静生情。“也”字第一横硬折作钩，极向内向上收敛，钩与中竖特别缩短，给中部留出空间以见宽绰。左直竖至转角处笔稍提转折使下角成正方形，乙钩波磔运行步步紧逼至波发作雉尾稍纵即收，保持潜藏之力，愈显平和质朴。

　　“讳”、“焕”“龙”、“贱”四个左右组合字，也各有特点。“讳”字结体左右各不连属，笔画都作平直，稍不注意，就易流于刻板，但本碑书者把“言”旁安排成略形上方下窄，左边第一横与“口”下角微缩，构成饱鼓形，右边“口”下角收紧，给右部的“韦”预留方便。“韦”的上中部横平竖直，了无变化，仅把下部写成“巾”的三短竖笔向左微弯，以六分分之一的部位，用极少笔墨，略施变化，便破除了众多方正横竖的板滞，使二部组合顾盼生情。“焕”字“火”旁极度缩短，右部“奂”的上撇与长横把“火”旁夹在中间，横画左向突出特长，下部左撇斜伸破空，最后一点作垂直短竖收势，把重心稳住。一笔小竖点，显示了千钧之力。“龙”字左旁边界垂直，仅把“月”的右下角向左收缩，“月”中二横疏朗，两竖超出横画极微，以密中之密的峻险，衬托出右部“”的疏中之疏的宽馀。最后在“”身宽广的钩中级以很小三点，更饶古拙奇趣。“贱”字右部的“戋”有左倾之势，“贝”的左竖预作准备，使向右倾，以成对峙。“贝”下二点紧缩“目”下右侧，左点斜伸，右点垂直，极紧凑之妙。

　　再看上下重叠组合的“兴”、“帝”、“幕”等字。“兴”字下笔就呈乱头粗服的气势，似乎漫不经意，实则经营周密，结构谨严。其妙在于上层四短竖下端超出横点极微，三组短横，气势一致，下层长横紧密衬托，又与上层竖笔全不粘连，留出了一条空隙。这道空隙，疏密不得；疏了与上层脱节，密了失去透气之妙。“帝”字长横中部略轻，使上下层衔接安稳中间两点上敞下窄，微偏于左，左点虚上以示透气，且破方整刻板之病。下层二横五竖，竖笔极意收缩，有变化于微茫之妙。“幕”字上中层横竖笔画笔势雄强，如帷幕罩于地，迫使底层笔画无地安排，局促如拉幕绳索委地，形成特别强烈的疏密对比。这种高度纵敛的境界，不经过周密思考，是很难领会其旨趣的。

　　从上例造型，可见《张迁碑》书法奇妙特点。骤然一看，可说是“笨拙”得很，仔细推敲，乃领悟其“大巧若拙”之秘奥。这种粗犷朴茂的书风出于当时底层书佐人物之手，与庙堂书风不可相比。底层“胥吏”日常应用的简牍书法正处于迅猛进化时期，一旦偶作规范隶书，乃隶、楷相互渗透。加以凿刻匆促，有很多生硬方笔实产生于石师凿下，与《礼器》、《曹全》等刻工精美的碑拓相校，产生逆反的新观感，更觉《张迁碑》书法“稚气满纸，逸趣横坐“，有极强烈的生命力。它的缺点是有写错的字和刻错漏刻的字，但是瑕不掩瑜，贵在选择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