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文字与纵向取势的小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文行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其中有一条叫做“书同文”，从此，一种继石鼓文之后高度成熟的书体—小篆诞生了（图1）。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第十五上》说：“集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我同的书法艺术，从殷商甲骨文、两周金文。再到先秦石鼓文，这一阶段的文字，我们统称其为大篆，而白秦始皇“书同文”之后，由李斯等人整理规范诞生了小篆。小篆的代表作品有《泰山刻石》（图2）、《琅琊台刻石》和《峄山刻石》等禁代刻石，皆为秦始皇巡察各地时划石记功所留，其作者就是丞相李斯。

　　李斯（？——公元前208年），战国楚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为始皇帝时丞相。秦始皇推行“书同文”，住先秦大篆的基础之上，结合东方六同的书风特点，定立小篆书体，李斯在这个巨大的工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古今高匠”、“百代典型”。李斯是中同书法史上有姓名传世的第一位书法家。他在整理小篆字体时将南方流美书风与先秦雄浑的书风相结合。将字形简化，线条讲求均匀简洁，结体拉长，上紧下松，转折处婉转流畅，结构对称均衡，偏旁部首统一规范，章法端严整饬，通篇作品给人以秩序感和崇高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价“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充分体现了秦代推行法治，追求人文秩序的人文精神。

　　而颂扬秦始皇丰功伟绩以刻石作为载体更有其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熊秉明先生在《巾国书法理论体系》中说道：“这一种历史纪念性任务，在别的文化里往往是由雕刻（像希腊胜利神）或建筑（像岁马凯旋门）来完成的，在中国则用了书法。如果说中国书法与建筑、雕刻、绘画取得了同等重要地位始于秦刻石，未尝不可吧。”

　　秦代前后，篆书由于书写的繁复，不太便利于人们手书记事，出现了篆书的草体。并由此逐渐向隶书转化。进入汉朝，小篆已不再是流行的书体，但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或位置仍采用篆书，以示庄重。比如汉碑正文采用隶书，但碑额却采用篆书，风格多样，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著名的如《张迁碑碑额》，线条夸张屈曲，有天真烂漫之趣；《鲜于璜碑额》简洁静穆，造型方折劲健。同时也有少量碑刻全部采用篆书，如《袁安碑》、《袁敞碑》（图4），线条浑厚、流畅，结体雍容典雅，可谓汉篆精品。此外，三国吴国的《天发神谶碑》（图5）用笔方折，斩钉截铁，颇具奇趣。汉以后篆书日渐式微，历代写篆书的书家寥若晨星，有名的有唐朝的李阳冰，宋代的徐铉，元代的赵孟  、吾丘衍，明代的李东阳等人。虽然李阳冰自谓“斯翁之后，直至小生”，但未跳出李斯窠臼，毫无新意。其他诸家也是走他的老路。最多是融入一些楷书笔意，但去古日远，成就都不高。直至清朝砷学大兴，才出现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杨沂孙、吴昌硕等一批篆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