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北魏太安二年的《中岳嵩高灵庙碑》上的书法欣赏

　　全称《中岳嵩高灵庙碑》，也称《寇君碑》。立于北魏太安二年（456），与《大代华岳庙碑》文字内容大同小异。此碑宋以来诸家仅存其目而没有录存其文，无撰、书者姓名。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谓寇谦之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寇谦之书，但都没有说明言所从来。此碑立时寇谦之已卒，谓其撰、书，恐失之武断。但一般公认两碑为同一书家所书。

　　此碑为正书。碑阳23行，行50字字；今中段驳落，几及全碑之半，仅存580余字；碑阴七列，各列行数、大小不等。碑额有穿，尚存汉碑遗制；篆书，阳文四行，为汉篆笔意，题“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八字。碑今在河南登封嵩高山中岳庙内。此碑在北朝众多的碑刻中可谓丰碑巨制，其艺术价值也堪称上乘，可惜文字残泐严重。校对、欣赏、临摹可同时参考《大代华岳庙碑》。

　　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其他生命象现一样，成熟之极，即衰竭之始。汉代隶书经历了百花齐放的兴盛期后，至汉末三国时期，清新、醇厚的芳香已不可再得，隶书日趋规整，日趋程式化，因而也日益丧失其生命力；而另一种新体正书正在旧的肌体上滋生、成长，至南北朝达到了生命力最为旺盛的蜕变期。书坛上诸家并出，百姿纷呈，具有各自强烈的个性，又汇合成共同的雄强质朴、刚健清新的时代精神，整个书坛充满了天真烂漫、生气勃勃的气息。

　　《嵩高灵庙碑》距《大代华岳庙碑》之立，相隔17年，所以尽管内容略同，书体相近，但艺术上显得更为纯熟、精美；不独是南北朝众多碑版书法作品中的突出精品，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堪称秀出一枝的奇葩，占有重要的地位，为近代书家所推崇。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碑阳书法为高品上，碑阴书法为神品，称其如“浑金璞玉”，又“如入收藏家，举目尽奇古之器”，甚至是“正书之极则”。

　　《灵庙碑》以隶法作楷，所以新理异态，纷呈笔端。我们看惯了四平八稳、生气索然的楷书后欣赏此碑，就大有如行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之感。艺术求新、求异不是最难，贵在奇而不怪，新而能雅。这主要是取决于作者的才情与学养，同时也必然要凭借时代精神的助力。其时正书还没有后来唐代那样法度森严，自然生气逸出。

　　全碑结体用笔带有浓厚的隶书意味，大多使用蕴含圆意的方笔，径以直画结字。如“五”、“灵”、“豊”、“斯”、“谓”、“虚”、“也”、“杂”、“错”、“理”等字，几乎纯以垂直与水平的直线组合而成，折角也几乎成直角，仅以长短、肥瘦、疏密的微妙变化破其单调调、板实，如昆刀切玉，斩钉截铁，气度不凡。有时又以含方意的圆弧形笔画作撇捺，系从隶书中脱化出来，因为往往作为字的主笔，所以很引人注目，显得十分优雅。如：“之”、“以”、“处”、“机”、“民”、“美”、“炭”、“授”、“人”、“配”等字。这些圆弧形的撇捺不仅使全字、也使通篇摇曳生姿，洒脱灵动起来。

　　许多字结聚偏上，形成上密下疏、上敛下张的体势，从而形成不同于它碑的特征。如：“母”、“夏”“集”、“秦”、“奉”、“汉”、“尽”、“荒”、“殷”等字。即使下部笔画少的字也是这样。如：“天”、“不”、“及”、“其”、“真”、“兴”、“莫”、“美”、“宗”、“乃”等字，下部笔画仅两三笔，却几乎占全字之半，点夸张成捺，在优美的风姿外又平添一种放纵开张的气势。这种密中有疏、敛张相得的结体是矛盾的统一，令人玩味不尽。

　　这一特色也表现在左右结构的字上，如“错”、“纷”、“谦”、“治”、“隆”、“祠”、“修”、“祈”、“福”等字，笔画少的左边部首也占了全字之半。造险破险，不稳而稳，左顾右盼，富有一种奇特的美。

　　另外，字重复而势变化，如：“之”、“而”、“不”、“昂”、“师”、“治”、“也”、“生”、“其”等重出的字，势皆求变。作为人的精神产物的艺术，重复意味着死亡，即使是正书亦如此。重复雷同是印模，因势生变才见艺术功力。

　　其他结体时大时小、时长时扁、时正时欹，不落蹊径的字甚多，往往出奇制胜，不可方物，极奇变之妙趣，有着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和强烈的形式美感。

　　线条是书法的基本因素，更是书法的生命线。《灵庙碑》用笔质直，笔画中段也极丰厚，不象唐楷笔画中段因提锋而较为薄弱。用方笔而不露圭角，起迄转折都有圆意。线条外方内圆，亦方亦圆；外刚内柔，刚柔相济。虽为方笔而以中锋运之，如锥画沙，蓄力极强，内涵极富，灵动之气盘桓其间，所以方直却不板滞。

　　艺术是时代精神的外化，是作者气质、个性的外化。《灵庙碑》笔力雄肆遒劲而凝重沉静，意态雄强茂密而萧散闲雅。我们透过这些具有丰富内涵的线条及其组合，似乎能看到作者博带宽袖，风姿绰约，道术精湛而深厚，性格雄放而沉静的形象，那么遥远，又那么生动，使我们深深沉浸在美的境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