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4月）一书中说：“战国文字是汉语古文字的晚期书写形式。从字体而言，战国文字既包括笔画圆转的篆书，也包括笔画方折的古隶；从书写材料而言，战国文字既包括金属、石器、陶器、木器、漆器，也包括丝织品。……战国时期的下限，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年，即公元221年。战国时期的上限则有公元前481年（上接《春秋》终年）、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68年（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始分诸侯）等异说。战国文字的使用时间一般说来应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相对应。然而，不同时期的古文字的分期决不能如历史年表那样整齐划——。……古文字学中所谓‘战国文字’是指春秋末年至秦统一以前这段历史时期内，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曾使用过的一种古文字。战国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中是上承春秋金文，下启秦汉篆隶的重要环节。”“古文字通常按其书写物质材料或器物用途分类，其实这种分类并不很科学……战国文字最理想的分类法应该是，首先横向分国，其次纵向断代。”何先生的这些观点在战国文字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战国文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这里只能从以下几个方面窥其大致面貌。

　　①简牍出土

　　简牍文是指书写在竹简木牍上的文字。竹简细长，通常一只简上只能书写一行文字，而且字形较小。木牍可以做得宽大些，一片木牍通常可以书写数行文字，而且字形较大。公元1901年，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中国西部尼雅遗址发现40多枚汉文简牍和524枚怯卢文木牍。同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古楼兰国遗址发现120多枚汉文简牍和36张汉文文书。这些材料后来被王国维、罗振玉编为《流沙坠简》。1930年，中国和瑞典联合科考团在内蒙额济纳河流域的黑城附近发掘出汉简约10000枚，这些汉简称为“居延汉简”。1959年，《居延汉简甲编》出版。1980年，《居延汉简甲乙编》出版。50年代以来先后发现的战国简牍主要有：1953年出土湖南长沙仰天湖战国墓竹简43枚，1957年出土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竹简229枚，1965年出土湖北江陵县望山战国楚墓竹简36枚，1975年出土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简1150多枚，1977年出土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楚墓竹简200多枚，1987年出土湖北荆门县包山战国楚墓竹简448枚（有文字者278枚），1995年出土湖北荆门县郭店战国楚墓竹简804枚。上个世纪末，上海博物馆又自香港购进一大批楚竹书。

　　②简牍帛书选读

　　右图取自湖南长沙仰天湖楚竹简摹本，其内容多为“遣册”。释文自右至左依次为：字原从糸从里，属形符类化现象。“然”字原作“肤”，“然”为“燃”本字。《太平御览》引《墨子》佚文：周公对申徒狄日：“贱人强气则罚至。”

　　③简牍文特点

　　从文字形体上看，简牍文以毛笔书写，笔画圆转流畅，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从文字构形上看，笔画的简化与繁化并存，如“各”字以及“则”“利”中的“刀”符属于繁化，而“义”字属于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