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传世典籍也谈到了隶变的问题，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时（指秦代）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许慎《说文解字·叙>：“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这些文献表明，隶书产生于秦代，是适应秦代狱吏事物繁忙而出现的省易字体。于是有学者把隶书分为“秦隶”与“汉隶”两个阶段，分别称为“古隶”与“今隶”。

　　关于隶变发生的时代，赵平安在《隶变研究》中提出了以下命题：

　　1.隶变始于战国中期

　　“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秦文资料渐多。在这些资料中，某些字或偏旁的写法已经开始变化，大篆已经出现了结体的迹象。这些结体的字中包含所谓古隶。”赵先生例举了战国中期秦惠王时期的一些兵器铭文和瓦书中的一些具有古隶现象的字或偏旁。其实，战国时期兵器、瓦当上的文字在形体上具有一定特点，字形趋简，形体方扁，本身与隶书形体认同。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一千多枚竹简，其文字已属秦隶。从其他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及秦代一些竹简和木牍上的文字已具有隶书形态特征。

　　2.隶变的下限是今隶

　　陆锡兴在《唐代的文字规范和楷体正字的形成》（《语文建设》1991. 6）-文中说：“一般认为，隶定是由篆而隶的过程，完成于汉。这种误会来自对隶的理解。隶是与篆相区别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汉代隶书——分隶，也包括了汉以后楷书——今隶。实际上，从秦到汉，只走完了隶变的一半路程，还有一半路程就是由分隶到楷书，即从汉末始，中经两晋南北朝动荡、变异、融合，直到唐代的楷体正字。”谈到汉字字体，一般有甲骨文、金文、简帛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这些概念。前面几个以“文”命名，是从文字的载体上分的类别。后面几个以“书”命名，是从书体特点上分的类别。“隶是与篆相区别的概念”是没有问题的，说隶书包括楷书，则等于取消了楷书这个概念的存在。既然“隶是与篆相区别的概念”，而“直到唐代的楷体正字”才算完成了隶变，那么漫长的隶变时代内汉字字形应该一直处于渐变过程中，这个过程中的汉字字形是篆与隶参合的。事实上，汉代帛书文字已经几乎没有了篆书的影子。尽管南北朝至隋唐的字书有的把篆字与隶书字相配（当时有“篆隶字书”这样的书名，日本有《篆隶万象名义》），但这些名称中的“隶”实际上已经是楷书字形了。有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代表楷书与隶书属同一种书体。刘志基《汉字体态论》：“作为两种字体，隶书与楷书的界线是分明的，也就是说，隶书与楷书的体态，有着各自不同的鲜明特征。然而，把隶、楷的这种差异置于汉字体态历时演变的宏观背景之上，便立显微不足道。也许正因为如此，两者才有了一段名实相混的历史。”这里的“一段名实相混的历史”就是指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3.隶变始于秦文字

　　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9）中说：“六国文字的日渐草率，正是隶书的先导。”赵平安先生认为隶书与六国文字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因而即便六国不被统一，六国文字也必然演变为各自的新体，不会是隶书。当然，从文字的延续性方面看，六国文字被废除了，秦文字成为隶书的直接源头。因此，裘锡圭在《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1）-文中说：“隶书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简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