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徐锴把许慎“六书”分析为“六书三耦”，他在《说文解字系传》中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谓老之别名有耆，有耋，有寿，有耄，又孝、子养老，是也。一首者，谓此孝等诸字皆取类于老，则皆从老。若松柏等皆木之别名，皆同受意于木，故皆从木。”徐锴的观点也偶尔见于《说文解字》，如“稀”字条下徐锴说：“当言从爻从巾，无声字。爻者，稀疏之义，与爽同意。巾，像禾之根茎。至于蒂、唏，皆当从稀省。何以知之？《说文》无希字故也。”“置”字条下徐锴说：“从直，与罢同意。”“段”字条下说：“二日嘈沓也。爻，物相交质也。工，人所作也。己，像交构形。”“爽”字条下说：“大其中隙缝光也。”“工”字条下说：“为巧必遵规矩、法度，然后为工。否则，目巧也。巫事无形，失在于诡，亦当遵规榘。故日与巫同意。”从他对这些字形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徐锴在“六书”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思想观点，他的这些分析与许慎的类似条目的分析是一致的，而这些条目涉及到“六书”理论中的“转注”问题。

　　徐铉、徐锴兄弟二人于《说文解字》用功非浅，他们的“六书”思想基本上与许慎一致，属于证许派。到了南宋，郑樵开始发难许慎，他著有《六书证篇》（已经亡佚），关于“六书”的观点见于《通志·六书略》。郑樵批评许慎“惟得象形、谐声二书以成书，牵于会意，复为假借所扰，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学者之患在于识有义之义，而不识无义之义。假借者。无义之义也。假借者，本非己有，因他所授，故于己为无义”。说许慎“犹不达六书之义”，《说文》“能，熊属。……能兽坚中，故称贤能。”的说法是“惑象形于假借者也”。明代杨慎说郑樵于“《六书》考论假借，极有发明”。其实，许慎《说文》中的一些错误的字形分析并不表示许慎的“六书”理论体系错误。反过来说，郑樵的“六书”理论体系实际上是很混乱的，如“谐声、转注一也。役他为谐声，役已为转注。”又“转注别声与义，故有建类主义，亦有建类主声；有互体别声，亦有互体别义。”又“谐声转注皆以声别，声异而义异者，日互体别声；义异而声不异者，日互体别义。”又“立类为母，从类为子，母主义，子主声。主义者是以母为主而转其子，主声者是以子为主而转其母。”按照郑樵的说法，则“类”有义类和声类两种，所“立”的“类”是“母”，随从的“类”是“子”，也就等于说义类是“母”，声类是“子”，那么“主义者是以母为主而转其子，主声者是以子为主而转其母”就实在是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