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周伯琦《六书正讹》日：“声不可穷，则形体而转注焉。‘币’‘乏’是也。”周伯琦的“转注”观点实际与戴侗同，即转变文字形体的方向，如反正为乏。明代张自烈在《正字通》评价说：“元鄱阳周伯琦《六书正讹》，非讹者概以为讹，非俗者概以为俗，此病在不通者也。”

　　元明间赵携谦（字古则）著《六书本义》，对“六书”作出自己的诠释，如他的“转注”观点是：“转注者，展转其声而注释他字之用者也。有因其义而转者，有但转其声而无义者。有再转为三声用者，有三转为四声用者，至于八九转者亦有之。……因义转注者，如‘恶’本善恶之恶，以其恶也则可恶，故转为憎恶之‘恶’。……无义转注者，如‘荷’本莲荷之荷，而转为负荷之‘荷’。‘雅’本乌雅之雅，而转为风雅之‘雅’。……因转而转者，如‘长’本长短之长，长则物莫先焉，故转为长幼之‘长’。长则有余，故又转为长物之长。”实际上，赵古则谈到其母。”按照郑樵的说法，则“类”有义类和声类两种，所“立”的“类”是“母”，随从的“类”是“子”，也就等于说义类是“母”，声类是“子”，那么“主义者是以母为主而转其子，主声者是以子为主而转其母”就实在是莫名其妙。

　　宋元问戴侗著《六书故》，主张“以六书明字义，谓字义明则贯通群籍无不明”。关于“六书”的思想，如关于“转注”，他说：“何谓转注？因文而转注之，侧山谓‘自’、反人为‘匕’、反欠为‘无’，反子为‘右’之类是也。”关于“假借”，他说：“假借多而义难求，古人谓令长为假借，盖已不知假借之本义矣。所谓假借者，谓本无而借于他也，合为令，本为号令、命令之令，令之则令。长之本义虽未可晓，本为长短之长，自樨而浸高则为长。有长有短，弟之则长者为长，长者有余也，则的转注有的属于词义引申，有的属于文字假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