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杨慎著《六书索引》，朱谋璋著《六书本源》，吴元满著《六书正义》、《六书总要》，都是针对“六书”理论的讨论。

　　清代江声著《六书说》认为部首与部中字的关系为转注。王筠著《说文释例》，在“六书”体例和《说文》说解体例方面有一定见解。如关于“指事”，王筠区分为正例一，变例八。“独体指事”为正例，“以会意定指事”、“省体指事”、“借象形以为指事”等为变例。关于“象形”，他区分为正例一，变例十。“会意”区分正例十，变例十二。在“六书”问题的研究上更加细致深入。王筠认为“转注”是“数字而一义。何为其数字也？口中之声不同也”。洪亮吉著《六书转注录》，把《说文》中的互训词汇集起来，有本部转注289条，别部转注92条，共计38l条转注。

　　近代章太炎著《转注假借说》，认为反映语言孳乳的造字是转注。如“屏”与“藩”，“亡”与“无”等，音相转而义相通。

　　关于传统“六书”的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六书”是商周时期（也可能更早）在当时所使用的汉字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汉字条例，这些汉字条例有的是针对单个汉字（如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有的是针对多个汉字（如转注、假借），这些条例并没有涵盖当时汉字使用的一切情况，如少数不合“六书”的“奇字”，如甲骨文、金文中的合文现象，如甲骨文、金文中的羡符等等。如果说合文、羡符等还是用字现象，那么“奇字”这是汉字本身的条例问题，因而“六书”并不是万能的理论，它只是一种相对科学的汉字条例的总结而已。南唐徐锴说“六书三耦”，这是对的。清戴震说“六书”是“四体二用”，则不够妥帖。“转注”与“假借”不是用字法（说详下文），而真正的用字法并不在“六书”条例之内。